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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意義與啟示(一)
辛亥革命的次年(1912)“中華民國”誕生。象征了中國從此有一個由人民組成以代替帝制王朝的政體。此次革命的共主孫中山先生被推為臨時大總統。雖然不久就讓位于有軍事實力的袁世凱，但在國人心目中，孫仍是民國的“國父”。在辛亥革命后一百年的今日回顧，我覺得有三點總結，我們不得不認知，才算對中國近代史有確切的掌握。
第一，由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從今日回顧看來，是較為持穩而偏右的一股力量(后來成為國x黨)。另外一股“革命民族主義”力量，則是更較激進的由毛xx代表的左派勢力(共產黨)。在我們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們可以總結的說﹕近一百年來，正是由現代革命民族主義這兩股力量支配了中國國家與人民。到現在仍是如此。在臺灣的政權與社會，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而建立的“中華民國”的延續，代表了當時革命性民族主義的較保守的一股力量。而在今日大陸的政權與社會，是代表同樣革命民族主義的另一股力量。雖然二者在意識形態上以及政體作風上有如涇渭之分，但個人認為二者同是中國現代革命民族主義的產物。孫中山的“驅逐韃虜、復興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號召，可說不僅是當初革命黨(后來之國x黨)的目標。在很大的成份上也是所有其他黨派(包括中國共產黨)的企望。正因為如此，所以自毛xx以來的共產黨人均奉孫中山為“革命的先行者”。這里需要一個腳注，即當初的“驅逐韃虜”，雖然在狹義上是指推翻滿人專政，但在廣義上，也可說矛頭是指向(西方與日本)帝國主義。在這個意義上，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與毛xx領導的共產黨是有先后共鳴之效的。但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之右翼，與毛xx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之左翼，僅在反帝國主義一點上相同。而在對中國社會、傳統文化與固有道德上，有天壤之別。知道這點，才能更深一層體會到今日大陸與臺灣間基本問題之癥結何在。
第二，自漢朝以來，由于科舉制度開科取士的關系，政府等于絕對掌握了社會升遷的管道，所以掌握了知識份子的向心力與忠誠。而知識分子又絕大多數來自地主家庭。所以，朝廷的統治階層與知識分子(士大夫)和地主階級(即傳統農業社會掌控經濟的最重要階級)，是絕對站在同一陣線。這也是為什么帝王朝代時期持續了兩千多年的道理(盡管有改朝換代，但同樣的帝制世世相承兩千多年)。可是，辛亥革命，卻開了知識分子與政府統治階層對抗的先河。民國以后，由五四運動以至國共內戰時學生的“反饑餓”“反戰爭”對(國x黨)政府x威游行等等，均是延續了始自辛亥革命以來的知識分子反政府的潮流。
第三，中國數千年的政治史，直到辛亥革命以前，可說相較之下僅有“文化主義”，而無民族主義。譬如盡管蒙古人與滿人在入關之前均是異族，但在他們先后控制了中國版圖而建立了元朝(1260-1368)與清朝(1644-1911)以后，之所以被中國人接受的道理，就是因為他們入關后全盤接受中華文化。故曰文化主義，而無民族主義也。元清二朝，雖然間或有少數漢人反抗之雜音，但全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民(包括漢人的多數)均因此而悄然接受這當初本是外來異族的統治與其合法性;并沒有因為他們是異族而不接受他們的統治。這兩朝之間，以清朝歷屆皇帝更深入地納入并積極發揚中華文化(譬如編撰“康熙字典”，整理四庫全書等)。也因如此，清朝比元朝維持要長159年之多。這正代表了中國人“文化主義”的表現。可是，辛亥革命是在“驅逐韃虜”號召之下執行，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以“民族主義”領先。所以可說辛亥革命改變了這一切。民族主義，從此替代了以前的“文化主義”。
我們知道在世界上，無論在西方、日本，或更近代的反殖民的“民族主義”，均有一共同點。即“民族主義”象征了確保國家獨立、鞏固主權、維護領土完整、再加建立鞏固的政權為當務之急(the dictate of state building)。但，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中國)和“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二戰后掙脫殖民桎楛而獲獨立的新興國家)，與歐洲及日本的民族主義在另一方面有很重要的差異。即對前二者而言，它們的當務之急，不在擴張既有之領土或發動侵略戰爭。在歐洲相同的時間(即在脫離了中古世紀教會之支配與帝國陰影而孕出現代獨立“民族國家”的時代)，也曾出現“國家至上”的絕對強x政府(state absolutism)。有人研究過，發現英國在民主到來以前的王權時代，它的國王權柄比中國任何朝代皇帝的權力，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明治維新的日本，也同樣出現了絕對強勢的政府。但是，在歐洲與日本，民族主義除了帶來過渡的強x政府以外，還帶來了向外侵略的帝國主義劣績。知道了此點，就知道中國在它的民族主義到臨之后所經過的強勢政權建造的過程，在世界史上并不是“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但中國的民族主義，因為它帶有濃厚的反帝國主義色彩，所以不會導致變為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詛咒。這和歷史上的歐洲與日本完全不一樣，而和前殖民地的“反殖民式民族主義”有相當共同點。這也是辛亥革命百年后，我們應吸收到的歷史啟示。更是我們應該讓西方(與日本)也同樣正視的不可忽略的歷史教材。他們若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正確判斷中國今日的興起會不會造成對他人的威脅。
結束語
除了以上所說孫中山與毛xx各自代表的民族主義有共同點(即反帝國主義)以外，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以及他的復興中華的方案(見諸他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遙遙呼應了鄧xx所設計的“改革開放”振興中國的策略。鄧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孫的民生主義，正是異曲同工。前者是以國家領導經濟為主，輔以市場經濟。而孫中山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用意幾乎同出一轍。孫中山援用禮記大同篇的“大同”思想。與今日北京倡導的“和諧社會”，亦不僅異途同歸而已也。孫中山遺囑中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雖然有其時代的背景，但如是換成今日世界上濟弱扶貧政策，也和北京當前對外(譬如在非洲與拉美)的作為雷同。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中國能和平崛起復興，坐二望一，又能謹守中山先生“國強不霸”的精神。中山先生在天之靈，應該欣慰。但，中山先生曾明確指示：“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國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這似乎正是對今日臺灣同胞而言的。希望我們，無論是在海外的華人，或是在國內(包括臺灣)的華人，僅記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為中國的最后完全統一，做出不懈的貢獻。這才是我們在百年后紀念辛亥革命應有的認識。
辛亥革命的意義與啟示(二)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現代科學，沒有先進技術，一打就垮;如果沒有優秀文化傳統，沒有民族人文精神，就不打自垮。辛亥革命離開現在已快 100周年了。歲月更迭，歷史遠去。歲月可以改變滄海桑田，但是永遠無法抹去歷史在此間留下的烙印，那震耳發聵的槍聲將永遠定格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可以這樣說，隨著硝煙散去的那一刻起，人們就一直在探究這段歷史以期從中吸取有益的借鑒。 1911年的10月10日這一天，古城武昌城頭的槍聲震撼了全中國，全世界。它敲響了兩千多年封建專制制度覆滅的喪鐘，引發一場席卷中國大地的偉大變革。這槍炮聲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光榮與驕傲，也不僅僅是豐厚的物質文化財富，更是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卓越貢獻和光輝的業績，這場革命所產生的偉大而深遠的影響，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它所留下來的寶貴的歷史經驗教訓，也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它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意義，它對后世產生的深遠影響，永載史冊，彪炳千秋。
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作出更加符合實際的評價。《禮記》中有一句話，叫做“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正是這一信仰的堅定實踐者。我覺得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主要在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文精神在中國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辟帝制，誰就會變成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都會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臺。袁世凱的皇帝壽命只不過八十三天，張勛的復辟則更加短命，和從這以后再也沒有人敢于試登這個寶座即可為證。
辛亥革命是一次劃時代的創新和改革。它所要革除的君主專制是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制度，所要創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種全新的制度，盡管困難重重，歷盡艱險，但革命先驅者仍然堅持不懈，不屈不撓，嘔心瀝血，努力發掘那些曾經在數千年漫長歲月里凝聚、團結、鼓舞、振奮億萬國人的經濟、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素質的各種積極因素，以此來喚起“我同胞之國民”，共同救亡圖強， 通過艱辛的奮斗終于達到革故鼎新的目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民遭受剝削壓迫、貧困苦難的根源，它嚴重地阻礙了中國歷史的發展，到了近代則大大便利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奴役。徹底推翻君主專制制度是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下極端貧困和落后狀態中解放出來的前提。在民族危亡嚴重時刻的二十世紀初年，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提出推翻清朝專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主張，這就開辟了幾千年來中國革命的新紀元，開始了近代中國人民斗爭的新階段。
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留給我們的是一種敢闖、敢干、敢試，敢為天下先的大無畏精神。這種精神具有爆發力、原創力，是一種寶貴的人文精神。參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是一群以近代知識分子和思想進步的資產階級為主導的愛國進步群體，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懷著一心救國赤子情懷，投身到民主革命當中，發動了武昌起義，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表現出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風，給人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在短短的三個月內，頒布了三十幾道革命法令，如改用陽歷，限期剪辮子，廢除跪拜，禁止纏足，禁止吸食x片，禁止刑訊，銷毀刑具，頒布一些關于“振興實業，改良商貨”的通告等，無一不帶有移風易俗，革故鼎新，發揚資產階級的民主精神。用孫中山名義公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了國內各民族人民的民主權利，雖然主要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毫無疑義是帶有革命和民主性的國家根本大法。它的公布，為人民的民主權利提供了法律的根據，大大有利于民主精神的發揚。
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我們今天紀念辛亥革命，就是要牢記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育和啟迪，就是要繼承革命先輩們的優良傳統，特別是要學習孫中山先生愛國、革命和不斷進步的優秀品格。隨著時代的發展，這股熾烈愛國精神日益成為我們民族永恒的感召力量。今天，我們要完成祖的統一大業，仍然要高舉這面大旗，把中華兒女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更是需要以愛國主義為力量源泉。
弘揚辛亥革命精神，就是要大力弘揚敢闖、敢干、敢試的創新精神，同時也要弘揚“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特別是為人民服務的廣大干部，更要學習和借鑒這種精神。勇敢地與腐朽勢力做斗爭，廉潔自身，以人為本，情為老百姓系，利為老百姓謀，急群眾之所急，想群眾之所想，解群眾之所困，這樣種精神必將成為中華民族光耀千秋的精神財富。現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是躍出東方地平線的一輪絢麗的紅日，這輪紅日是注定要高高升起來的。我們為我們正在進行的事業而自豪，更為即將到來的明天而意氣風發。世界有一天會再次向中國尋求文化活力、創新思想，世界將在最古老的國家的幫助下獲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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