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節我們露了一手小學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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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我國的四大名著，自然會想到《水滸傳》，它就是我最喜歡的一本。

　　《水滸傳》的全稱為《忠義水滸傳》，本書描寫了北宋末年以宋江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梁山泊聚義，以及聚義之后接受招安、四處征戰的故事。書中出現的人物有數百人之多，是世界文學史上人物最多的小說。我好不容易看完了全書，印在腦海里的除了栩栩如生的一百零八個好漢之外，最重要的還有他們身上所散發出來的忠和義。

　　在我眼里，梁山上的一百零八個好漢，個個都是英雄。其中“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都是懲奸除惡的大英雄，我非常崇拜他們。

　　魯智深和武松都愛喝酒，醉酒之后會做出種種驚天動地的事。但我認為“花和尚”魯智深和“行者”武松，這兩人的行為還是不同的。

　　武松其實并不是個貪杯的人，他喝酒往往是為了完成某個任務。比如在景陽岡，本來他也不是想喝許多酒，因為看到了酒館的招牌“三碗不過崗”，他的豪氣和霸氣立刻就顯現出來了，于是他就是要喝滿三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俗話說“酒壯英雄膽”，他本來就藝高人膽大，再借著酒勁奮力搏殺，結果老虎非但沒吃了他，而是變成了他的囊中物，他就成了人們奔走相告的大英雄，給當地人民消除了虎患。這頓酒，吃得好，吃得威風！

　　而魯智深喝醉酒只是為了逞能。有一次，魯智深和一些小混混們喝酒喝得太高興了，看到旁邊的楊柳樹都不爽了，覺得有鳥屎，擾了興致，居然又大喝幾碗之后，把一棵千年的垂楊柳連根拔起，在場的人一片驚呼，掌聲如同雷鳴一般，滿足了魯智深的“英雄心理”，哎，可惜了好好的楊柳樹，招誰惹誰了，竟然遭遇滅頂之災呀。可見，魯智深并不是用武功為大家做好事，只是匹夫之勇罷了。

　　武松喝酒還是一種策略。一次武松知道蔣門神是個大惡人，幾次去找他算賬，可不見其蹤跡，怎么辦呢？于是武松假裝喝醉酒，故意調戲蔣門神的妻子，達到了引蔣門神出來的目的。

　　花和尚呢？他只會喝得昏天黑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使性子胡來。有一次犯了寺規，有人說他壞話，有人用棍子打他，把他惹火了，把寺里的人都殺了，而這些人并沒有犯什么滔天大罪，只是平白地惹了花和尚呀！事后，他也后悔了，可有什么用呢？可見，他是非常魯莽的，行事不顧后果。而武松只殺壞人，這樣一看，簡直就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兩位大爺雖然都愛喝酒，但是魯智深喝酒之后是一介莽夫，而武松喝酒之后卻有理智有頭腦，所以武松才是我心目中的“真英雄”。

　　《水滸傳》主要思想傾向是宣揚忠義。其主要人物宋江被作者描繪成忠義的化身，如宋江剛上山，九天玄女降下的法旨中有“全忠仗義”，排坐次時天上降下來的石碣也有“忠義雙全”。 當宋江被立為山寨之主時，他首先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權居此位，全賴眾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氣相從，共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 聚義廳今改為忠義堂。”宋江要把水滸英雄個性“血氣剛猛”之無拘無束的俠義引導到“替天行道”的忠義道路上來，使水滸的個體英雄俠義服從于梁山泊集體的忠義。小說以“忠義”為指導思想來塑造宋江，并且描寫了以宋江為首的一支“全忠仗義”、“替天行道”的武裝隊伍。而且小說在歌頌宋江等梁山英雄的“全忠仗義”的同時，也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貪官污吏、惡霸豪紳的“不忠不義”。

　　“忠義”的基本解釋為忠心和義氣。忠，即是對自己的祖國，對自己身邊的親人，朋友盡心竭力。宋江在種種威逼利誘之下，仍然對自己的祖國忠心耿耿，這就是忠；而義呢？一個“義”字，包括了太多的內容。《水滸傳》中一百零八好漢為兄弟，為朋友赴湯蹈火，兩肋插刀，就只為了一個“義”字；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為一個“義”字。“義”字是春秋戰國時代注冊的專利，見諸儒、墨、法各家文本，主要是一種人際關系規范。然而，在當時和以后，對“義”的詮釋和發揮，卻歧異不一。簡捷地說，統治者認為，你越是服從他，維護他，你就越“義”。而在老百姓看來，水滸英雄的殺貪除霸，劫富濟窮，恤孤扶貧，才是他們心中應有之義。這種“義”的存在，使水滸英雄們彼此傾慕，心心相契，共同的人生趣味使他們聚在一起。培育出互相悅好，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情誼。“忠義”作為個體道德行為的當然之則，在正史里是超越具體個人的感性生命的。封建正史忠義觀念強調的是道德準則本身的價值，在正史里面往往被描寫為履行封建倫常而不惜犧牲一切的精神。

　　《水滸傳》忠義觀是一十分復雜的結構。一方面，忠義是忠于大宋天子，特別表現在宋江及一些朝廷降將身上，他們追求“封妻蔭子、青史留名”，“忠義”是對國君之忠誠，表現為封建皇權主義思想。宋江在被奸臣以朝廷名義毒死前，還對李逵說：“我為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另一方面，忠義是忠于兄弟義氣，忠于梁山事業，忠于朋友所托等，如在晁蓋、李逵等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忠義既是江湖好漢間的團結戰斗、無私援助精神，又表現為人格上的互相欣賞和尊重。忠義作為水滸英雄個體的處世準則和梁山英雄群體的政治原則，它同對一定的理想社會、理想人格的追求聯系在一起，它也沒有僅僅停留在觀念上，水滸英雄一直以激烈的行為進行印證、踐履。《水滸傳》忠義觀念雖然由于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同正統儒家的封建政治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畢竟有許多方面同正統忠義觀念迥異：第一，正史忠義觀念同普遍的天理相聯系，理性原則優先《水滸傳》忠義觀念同個體的生存欲望相聯系，感性原則優先，較多地滲入了意志的因素。第二，從忠義觀念的社會功用來講，正史忠義觀念是封建統治秩序的肯定性因素；而《水滸傳》忠義觀念不時成為封建統治秩序的否定性因素，水滸英雄常常以忠義為名“殺富濟貧”、“搶擄官廒”，他們要“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蒼穹再補完”“攪擾得道君皇帝龍盤椅上魂驚，月風樓中膽裂”。第三，從義觀念的行為主體來說，正統忠義觀念是一種普遍性原則，如黃宗羲在《原君》里所說“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對所有臣民尤其是官紳階級具有普遍的約束力。而《水滸傳》忠義觀念是少數天罡地煞的德性和行為準則，水滸英雄是歷劫的天神，他們身上的忠義帶上了神性的色彩，忠義并沒有推及于一般人。

　　這是一個忠于朝廷、維護封建統治的較大的義士集團，實質上是一支身居草澤之中、心在朝廷之上的“忠義”軍。《水滸傳》第三十二回中第一次說出“招安”這個詞語的應該是武松，他與宋江談心，當宋江邀他一起去清風寨時，他說道：“只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宋江則說：“兄弟有心歸順朝廷，皇天必佑。”并請他：“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這表明在流落江湖時，武松、宋江等人已經開始意識到“落草”并非長久之計，僅僅是為了躲避自身災禍的權宜計策。在梁山泊大聚義后，宋江在菊花會上“一時乘著酒興”寫了首《滿江紅》，詞中有“中心愿平虜，保民安國。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除卻奸邪目。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受到武松、李逵的反對后，他批評武松說：“我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為國家臣子，如何便冷了眾人的心？” 這些表明：梁山泊英雄聚義成為一個集體后，已不再如個體俠義那樣快意恩仇，也不像如占山為王時那樣僅僅為了小團伙的生存“打家劫舍”，而必須把英雄行動的目標轉向到英雄發展、民眾安全、家國保衛等方面喪，實現廣泛的俠義與忠義融合，即成為“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英雄。對皇上的愚忠只是他們主張的“忠義雙全”思想觀念的最直觀的表現形式，而最根本的含義則是他們身上固有的且具有普遍性的那種“忠孝節義”的心理特征。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承認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別，并認為這種上下等級的區分具有不可違背性，要絕對遵從，否則就是以下犯上，不忠不孝；而這種等級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就是名望的高低、出身的貴賤、甚至年齡的長幼等等，簡言之，這種等級秩序是天定的。我想，也是由于這種愚忠的心理導致了最后的悲劇。

　　所以，《水滸傳》是一曲忠義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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