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實與信任的作文250字
篇一：《新聞寫作》讀書筆記
我曾認為，只要能抓住新聞事件的六要素、有一定的文筆，誰都能夠寫出新聞、寫好新聞，但在讀了《新聞寫作》這本書之后才發現，寫出新聞不太容易，要寫好新聞只怕是可以用“難”字來形容。有人道“新聞無學”，我看倒不盡然。
新聞寫作是新聞業務課的基礎課程，也是成為記者必備的技能。面對龐雜的素材，要兼顧新聞的時效性、趣味性等特性十分不易，這本書給我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議。
(一)寫作原則方面
一，新聞價值決定新聞寫作。
時效性、重要性、沖突性、接近性、趣味性是衡量新聞價值的基本標準，他們的差別只在取舍的程度上體現出來。
由于新聞是關于新近發生事件的報道，因而我認為時效性是所有衡量標準中最重要的一條，第一時間把新聞報道出去是嚴肅媒體與通俗媒體共同的價值標準；沖突性與趣味性則是能夠抓住讀者眼球的重要因素；而好的新聞也必須努力滿足接近性這個要求，因為新聞說到底是拿給人民大眾看的，如果過于空泛沒有貼近人們的生活，我想這樣的新聞不會有什么人去看。
二，真實是新聞的生命。
我曾覺得只要有信息就能寫出新聞，至于信息到底是一手的還是二手的并不很重要。然而這本書講到，一篇好的新聞，在它的取材方面至少應該經過這樣幾道工序：過濾、核實信息，努力使信息準確、全面，觀點要公正、平衡。因為真實是新聞的基本要求，因而采訪即是新聞寫作真實的基礎，記者只有通過采訪才能開始新聞寫作，盡可能多的第一手資料才能構成一篇好的新聞。由此可見，即便二手資料是真實的，也要盡量地多去挖掘一手資料。
三，求新求變。
一般來說每個記者都懂得如何去抓新聞的各個要素，但你憑什么要別人讀你的新聞而不去讀別人的新聞呢？這時候比的就是誰的新聞內容更具創新性、表現形式更多樣化了。因此，在確保新聞真實的情況下，求新求變也是寫好新聞的一個重要步驟。
(二)新聞語言方面
一，言簡意賅，準確無誤。
1.多用子概念
例如，“蘋果”就是一個子概念，而“水果”則是一個母概念。如果將“今年蘋果收成較好”寫成“今年水果收成較好”，那么新聞所要表達的內容就相差千里了。運用子概念能夠更好地保證新聞的真實性與準確性，使得讀者對于新聞事實有更貼切的認識與了解。
2.摳字眼，剔虛詞，慎用字
例如，“氣溫高達40多度”與“天氣很熱”相比，顯然前者更加準確能夠給讀者更清晰的概念。對于非延緩性新聞，“最近”、“近來”、“據悉”等虛詞應當盡量避免，新聞講求時效性，運用虛詞或過多地運用虛詞會使新聞的真實性和實用性都大打折扣，“據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稱”這樣的修飾也比生硬簡單的“據
悉”二字更令人信服。對于許多高級別的字詞，例如“最”字，在寫新聞的過程中應當盡量少用，因為此類字詞具有較強的主觀性，不太符合新聞客觀公正性原則。有的詞如果刪去之后原句意思不變，那么這樣的詞語就不該運用。
二，直截了當，使用短句。
新聞不應拐彎抹角，最好直接表達本意不加太多修飾，因而短句會比長句更加清楚得當。
(三)消息結構方面
讀此書之前我一直對消息結構沒有明確的概念，只憑感覺去對待這個問題，閱讀此書之后才了解到，原來消息結構包含：倒金字塔結構、正金字塔結構、平行結構等多種形式。
一，倒金字塔結構。
將最重要的內容放在文章前面寫，這種手法容易滿足讀者的好奇心。同時，倒金字塔結構也是突發新聞事件報道最好的表現形式。
二，正金字塔結構。
正金字塔結構普遍是按時間順序來敘述新聞，按這種結構寫出來的新聞故事性會更強，它的優點在于符合傳統閱讀人的習慣，缺點在于沒有耐心的讀者讀不到最后。
三，章回體結構。
章回體結構適用于復雜事件、多原因、多元素新聞的報道，這樣寫出的新聞往往能夠寓繁于簡。但章回體結構的缺點在于，重點散落在新聞中，必須前后通讀才能了解事情全貌。
四，平行結構。
平行結構不受時間順序制約，適用于報道不同人的不同觀點和意見，它的優點是報道深入。
因此，面對不同類型的新聞事件，將它們寫成新聞也需要有所針對的選擇最適合的消息結構，只有選擇了合適的消息結構才能讓新聞的價值最大化。
(四)總結
這本書從新聞寫作原則、新聞語言選擇、消息結構三個方面十分詳細地表述了一篇好的新聞稿應該從那些方面著手去寫，我曾認為新聞稿能夠信手拈來，現在才明白要想寫新聞并寫好新聞并不是簡單的事，需要學習的內容也有很多，如何靈活地運用從這本書里學到的知識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
篇二：《做新聞》讀書筆記
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本 “難讀”的書，因為作者站在社會學的視角，運用諸多社會學的理論來解讀新聞生產，對社會學相關理論的陌生加重了我閱讀的難度，故花了些時間先把稍不易理解的社會學名詞整理了一番，在基本了解這些詞語和理論的大意基礎之上再來看這本書，難度減輕一些。
一、名詞梳理
（一） 知識社會學
知識社會學是研究知識或思想產生、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聯系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又稱思想社會學。1924年，德國社會學家M.舍勒在《知識社會學的嘗試》一書中首先使用“知識社會學”的名稱。這里的“知識”一詞的含義包括思想、意識形態、法學觀念、倫理觀念、哲學、藝術、科學和技術等觀念。知識社會學主要是研究思想、意識形態與社會群體、文化制度、歷史情境、時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會文化之間的聯系，或者說是研究這些社會文化因素如何影響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產生和發展。知識社會學的產生和發展，是社會學本身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社會學轉向研究意識形態的發展與社會文化的聯系的結果。曼海姆是繼舍勒之后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貢獻最大的人物之一。他著有《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導論》（1929）、《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1940)、《知識社會學論文集》(1952)等。曼海姆認為，知識社會學的任務就是對思想的形成、發展、變化及各種觀念的相互依賴關系進行有控制的經驗研究，找出意識形態與社會群體的聯系，然后由經驗研究上升到認識論高度，探討思想意識反映社會存在的真實程度，確定思想意識與社會存在的關系及其結構，建立起檢驗知識或思想的正確標準。他所說的社會存在，主要指知識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會文化因素，包括階級、社會地位、職業群體、代際關系、生產方式、權力結構、歷史情境、競爭、沖突、流動，以及價值觀、世界觀、社會思潮、時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知識社會學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是知識或思想存在的基礎、知識或思想存在的形態和存在的關系。當代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愈來愈走向經驗研究，主要是研究知識的生產、儲存、傳播和應用。當代大規模的知識生產和傳播，造成一種知識密集的社會。社會學愈來愈重視知識在社會發展、變遷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涉及知識或思想在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等一系列問題。
（二）常人方法學
常人方法學也稱民本土方法論或俗民方法學，是研究人們在日常生活互動中使用方法的理論，其創始人是美國社會學家芬克爾。常人方法學認為，社會學應該研究常識世界，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實踐活動，而實踐活動具有能動性。在日常實踐過程中，行動、說明和場景構成了復雜的整體，它們之間存在著復雜的辨證關系，它們互為條件使實踐行動具有反身性。這就是說，行動與環境是不斷處于相互建構之中的，對人們行動的理解應該是對其實踐系統的理解。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溝通和社會行動具有“索引性”，即當事人的實踐活動運用共同完成且未經申明的假設和共享知識進行。由于日常語言和實踐行動是以“索引性表達”的方式進行的，所以僅從遵守規則的角度來考慮行動問題并不合適。行動（或表達）的“無盡索引性”表明，對它們的意義必須訴諸索引及其行動表達的意義才能理解。
（三）主體間性
主體間性概念的最初步的涵義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統一性，但在不同的領域中，主體間性的意義是有差異的。 在主體間性概念的形成歷史過程中，事實上涉及了三個領域，從而
也形成了三種涵義不同的主體間性概念，這就是：社會學的主體間性、認識論的主體間性和本體論（存在論、解釋學）的主體間性。社會學（包括倫理學）的主體間性是指作為社會主體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關涉到人際關系以及價值觀念的統一性問題。哈貝馬斯認為在現實社會中人際關系分為工具行為和交往行為，工具行為是主客體關系，而交往行為是主體間性行為。他提倡交往行為，以建立互相理解、溝通的交往理性，以達到社會的和諧。包括哈貝馬斯在內的主體間性理論都具有烏托邦的性質。認識論領域的主體間性意指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它關涉到知識的客觀普遍性問題。最早涉及到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的是現象學大師胡塞爾。胡塞爾建立了先驗主體性的現象學，把先驗自我的意向性構造作為知識的根源，這就產生了個體認識如何具有普遍性的問題。為了擺脫自我論的困境，他開始考察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他認為認識主體之間的共識或知識的普遍性的根據是人的“統覺”、“同感”、“移情”等能力。胡塞爾的主體間性概念是在先驗主體論的框架內提出的，只涉及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認識主體與對象世界的關系，因此只是認識論的主體間性，而不是本體論的主體間性。
（四）框架理論
框架的概念源自貝特森（Bateson , 1955），由戈夫曼將這個概念引入文化社會學。后來再被引入到大眾傳播研究中，成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觀點。高夫曼認為對一個人來說，真實的東西就是他或她對情景的定義。這種定義可分為條和框架。條是指活動的順序，框架是指用來界定條的組織類型。他同時認為框架是人們將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也就是人們或組織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關于框架如何而來，高夫曼認為一方面是源自過去的經驗，另一方面經常受到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加姆桑（Gammson）在高夫曼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框架定義可分為兩類，一類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圍；另一類是架構——人們以此來解釋外在世界。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為一個名詞和動詞的復合體。作為動詞，是界限外部事實，并心理再造真實的框架過程；作為名詞，就是形成了的框架。對于作為動詞的框架，學者們對于它的具體機制作了許多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說法，如基特林（Gitlin , 1980）認為是選擇、強調和排除，恩特曼（Eentman）指出是選擇與凸選，而臺灣的鐘蔚文與藏國仁認為是選擇與重組等。中國學者潘忠黨認為，框架的分析，“是一個關于人們如何建構社會現實的研究領域”。 對于新聞媒體的框架研究，學者們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 ,1991）認為框架是新聞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認為框架包含了選擇和凸顯兩個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認為需要的部分挑選出來，在報道中特別處理，以體現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評估，及處理方式的建議。在對新聞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oo, 1994）等認為，框架是新聞工作人員、消息來源、受眾、社會情境之間的互動的結果。
框架可以界定為采取一種集中的組織思路，通過選擇、強調、排除、增加和精心處理等方式，通過標題、導語、引文和重要段落的體現，對新聞內容做出報道的做法。如對恐怖主義的報道。新聞框架影響了受眾如何想，影響受眾如何處理和儲存信息，將受眾的注意力引到事實的某些方面，從而使其忽略其他方面。長期的狹隘的程式化的報道難免會產生刻板印象，框限了受眾的主觀認知世界的活動，忽略了框架外的世界。但受眾也是根據自己的認知結構對事件進行主觀解釋，并建構社會現實的。因此，在社會現實的建構中，存在著新聞工作者的框架和受眾個體的框架，兩者之間不一定存在高度的相關性。
（五）自反性
書中這樣解釋自反性：它涉及現象的語境嵌入。它指敘事被嵌入敘事本身所刻畫，記錄和構成的現實之中。說話所傳達的意義是在實際交談過程中通過就地進行的談話運作方式
產生：談話本身及其構成內容的意義被注解或描述的方式是談話的組成部分。
更多理解在于：維度一：社會學理論一般使用自反性概念是屬于認識范圍，以他們的定義：廣義的自反性，意味著一個理論的假定應用于該理論自身，而更廣義上是指專家系統的自我監控（或自律），根據自己設下的假定盤問自己。不那么嚴格的構成主義派的科學社會學家，把這個概念擴展到日益個體化的外行公眾自反性地盤問科學假定與專家系統本身的增多的傾向，而不只是科學界的自反性。社會學理論一般使用的自反性概念，來討論社會行動者如何得以越來越多地監控與組織自己的個別生活敘事文，討論社會本身如何通過社會科學更加有能力自我構成。自反性則好比是反射作用，既非個人化也非有意識也非有目的的。自反性是自反性現代性的核心原則與簡單現代性的原則相抵觸之所在。
自反性首先是結構性自反性，在這種自反性中，從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的能動作用反作用于這種結構的規則和資源，反作用于能動作用的社會存在條件。其次是自我自反性，在這種自反性中，能動作用反作用于其自身。在其中，先前動因的非自律之監控為自我監控所取代。用一些通俗但不甚準確的話來說，就是某事物在追求其自身的目標的過程中醞釀了另一事物能夠反作用于自身并使自身要么更加強于追求目標要么被它消解。
（六）雙重解釋學
在一定意義上,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的任何理論圖式本質上都是一種為建立特殊描述類型的實踐活動的模式。社會學探討的是在社會行動者本身已經構建的意義框架范圍之內的領域,而且社會學在普通語言和技術性語言之間進行協調并用它自己的理論模式對此進行了重新解釋。社會學分析的首要任務就是,在社會科學描述性語言的范圍內對不同的生活形式進行調解和解釋說明,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作為人類能動行為的結果來進行解釋。
更直白一點,“雙重解釋學”意味著社會科學的邏輯必然包含著兩套意義框架:其一是由普通行動者構成的充滿意義的社會世界;其二是由社會科學家創造出來的元語言。這兩者在社會科學的時間中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科學家用于理解社會過程的概念和歸納被作為行動者的常人所用,這些人能夠改變社會的進程。因此,社會學家與常人的所作所為并沒有什么不同。
（七）索引性
書中是這樣解釋的，索引性是指社會參與者在運用敘事時，可能賦予這些敘事各種與其所產生的語境無關的意義。
更多理解在于：按照加芬克爾的對日常交往的社會學想象，交往中很大程度是“索引性表達”。也就是說我們談論的社會世界是流動的，不容易被發現，也不能被定義，只能在特定的相關個人在具體情景中心照不宣地理解。引文索引性表達本身的前提是這種表達讓對方很容易理解他們，明白他們在說什么。人們通常不會相互要求對方解釋他們所說的話，即使這些話是潛在地具有模糊性的。由此下推，社會交往是很脆弱的，如果人民不普遍認識與理解，人們的交往就很難可能。加芬克爾關注社會交往，更著重在社會普通人每日情景中運用常識、程序及思考進行情景處理。在人們說明、說明過程和說明過程實踐上發揮想象。
（八）自然態度
書中這樣解釋：自然態度就是對經驗到的社會現象不加置疑，好像本來就是“自然”在那的一樣。
二、對本書的整體把握
按照一個慣常的理解，這本名為《做新聞》的書無疑要把重點落在“做”上，進一步講，是落在如何做上，作者把它稱為“新聞的生產”。整本書的前七章，圍繞新聞組織如何各自
分工，在社會這個大工廠中及時而有效地生產出新聞產品。關于新聞形成過程的描述是在很多新聞學書籍中都曾有過的，而且往往是些教材類書籍必備的章節，但塔奇曼這本書給我的感覺之不同之處在于：她因為擁有了一雙近乎于X射線般的眼睛，可以穿透新聞世界紛繁復雜的表象，直逼新聞制造過程的本質，抽絲剝繭般將時而帶有神秘色彩的新聞生產如此赤條條的展現在我們的面前，猶如撥開愁云見明月般清澄。讓人不禁為曾經為所有知識而竊喜感到羞愧難當。她見他人所未見，甚為細致的分析了新聞的時空特征，以及在時空關聯下建構的新聞網絡，進而形成全時廣域的新聞覆蓋，在這樣的覆蓋下，使得新聞工作者行動自如而有序，使得一切現實的重構變得自然而然。我想，這可能得益于塔奇曼細致深入持久精心的實地研究，第一手資料的獲得加上親身經驗，才使得她的論證更具說服力和可信度。而從后三章開始，塔奇曼筆鋒一轉，又將視角的深度進一步挖掘，直至其所能見的最底層。用一種社會學的視角重新審視這一本已足夠深入的新聞生產，在過程背后所隱藏的東西：即新聞作為一種知識，一種社會資源，一種意識形態以及社會行動者的參考，是如何在新聞工作者及其組織的加工之下稱為社會合法性的證明者和守護者的。這一層面似乎又一下子為人們打開了一扇更寬敞的看新聞的窗子。
李普曼曾把大眾傳媒所展現的環境稱為是一種“擬態環境”，我們通過大眾傳媒是無法抵達現實真實的。塔奇曼顯然是贊同李普曼所說的，新聞是人們了解世界的窗口。不過，他進一步指出，這個窗口的存在受制于兩個方面的因素。客觀方面就是窗口本身的大小、位置等等外在因素，還包括決定這個視野的視點的位置。另外一個方面，對于站在窗外的不同階層的人來說，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姿勢，以及看待窗口時的心情和態度似乎也會影響到對世界的理解程度。人們開始對窗口外面的世界是如何被描述的發生興趣。顯然，這種描述的內容對每一個觀察者的影響都是至為深遠的。對此，塔奇曼認為，新聞是根據一定的框架來建構的。新聞把單純的事件轉化成公共討論的事件，就是賦予事件一種公共性格，正因為如此，所以新聞具有一種機構的屬性。于是，在這里，塔奇曼很自然地就把新聞生產與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結合了起來。作為一個專業機構，新聞媒體必然依據一定的規范來運營。這個規范逐步確立的過程，也恰恰是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確立的過程。當然，我們必須馬上指出，新聞媒體的規范與新聞專業主義并不是完全統一的，甚至在不少時候，它們之間會出現某種背離。這在黃旦那本《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中有所體現，媒體所有者與職業傳播者之間的利益和價值的博弈正是這種沖突的表現。
在對新聞組織化進行考察的過程中（主要是塔奇曼對報社以及電視臺的實地考察），他發現，新聞的生產被置于時間與空間的網絡中。從空間的維度來考慮，新聞機構對自己所擁有的記者在地點分布上做了使其發揮最大效用的安排，新聞機構就能保證自己的報道觸角能伸展到每一個新聞可能發生的區域。而新聞把關人的第一道程序就是在眾多的信息中進行第一輪選擇，這種選擇的主要方式就是類型化，將新聞劃分為硬新聞與軟新聞、突發性新聞與發展性新聞、連續性新聞。我認為類型化是新聞機構作出選擇的必要的過程，即便不是按照軟硬等標準來做歸類，新聞工作者也會找到另外一種歸類的方法，這是新聞信息廣博的性質決定的，而類型化不過是框架生產線上的一道比較重要的工序罷了。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很好理解編輯記者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為什么會有一種自覺“把關”意識。黃旦認為把關人構成了對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公開挑戰。但即使是這樣，大多數記者編輯都會自覺地融入到整個新聞生產的實踐當中去。這或許說明他們對新聞生產機制的主動依附。
塔奇曼認為，在新聞機構中存在著這樣一張錯綜復雜的關系網。正是這張關系網，不僅對每一位身處其中的記者編輯有了很大的約束作用，使他們有競爭又不致于破壞整個機構的運行，同時又保證了新聞能源源不斷地被生產出來。通過電視新聞敘述方式的解析，塔奇曼又告訴我們，所有被生產出來的新聞半成品與成品，都無一例外地遵循著時空交叉組成的生產方式，簡而言之，新聞也是一系列標準化的產品。正因為新聞是標準化生產的結果，所以
對婦女運動的報道就從一開始就被奠定了基調，從而也就決定了整個運動發展過程無法擺脫的媒介鏡像。
上文說過，這是一種慣常的對如何生產新聞的理解思路，而我讀后的感覺是，這本在詳細介紹如何生產新聞的書的本質目的在于，對新聞維護現實合法性屬性的質疑，進而是對現實合法性的質疑。這是我對自己產生這樣想法的疑惑，也在試圖得到這種疑惑合理性的答案。先試圖去自己解決一些問題吧，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或者可以找到一個更為明辨的問題方向。
三、正在尋找答案的問題
（一）新聞組織及其工作者不該通過新聞去證實社會的合法性嗎？
這一點我們必須正視：新聞作為社會生產的一個環節，身處社會制度以及結構之中，本身即被社會制度這個框架所限制，反映出一定的社會現狀是必然的。而我認為社會現實是否合法，在某種程度上并不是新聞組織去定義或者限制而形成的，而是由新聞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所引起的結果，其最終具有決定性的主體是公眾而不是新聞組織。公眾對于一種社會現實的描述給予完全的好不質疑的篤信，當然這是由于新聞意識形態化所引起的，新聞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阻礙了質詢精神，因為它阻礙了某種分析性的理解，而社會參與者正是通過這種分析來理解自己的命運。作為意識形態的新聞阻礙了言論自由和公眾統治的理性主義模式的實現，因為它阻礙了對當代社會真相的探尋，阻礙了人們接近真理的道路。這是這種毫無質疑才導致了新聞建構的現實社會合法化。縱觀全書，塔奇曼整個的論述，包括對新聞生產環節的描述，其實只是為了證明這樣的問題——新聞使得社會現狀合法化，而他自己對此的態度是，他認為新聞是一種社會資源，它的建構限制了當代生活的分析性理解。新聞通過網絡傳播，通過類型化報道方式，通過對新聞工作者的專業主義要求，通過事實和消息源之間的相互建構，通過新聞敘事的表現方式，通過對憲法第一修正案關于私人財產權和專業主義權力的聲明——通過所有這些現象來作為一種客觀化了的限制或者資源，使社會現狀合法化。這一系列的論證似乎暗指新聞的一個陰謀即是為了維護現狀的合法化。其實塔奇曼是反對這樣的一種維護的，但此書論述到這里就結束了，并沒有繼續深入下去，他是想以此引起人們對現實合法的質尋，啟發人們的探求真相的精神，但可以其后續的論述并不充分，在書中也只是略微點到而已。
（二）如果沒有框架，我們應該怎樣做新聞？
塔奇曼全書的主線在于，依賴于人們把現實生活的碎片規整成自己的經驗和知識的規則這樣的框架，使人們經驗到的生活世界，有了條理和秩序，同時，這些被整合了的條理化的經驗知識，又成為人們下一次理解生活世界的基礎。他認為，框架是編輯記者在新聞生產中必不可少并堅持運用的東西，是框架使一個偶發的事實變成了一次事件，事件又變成了一則新聞報道。新聞框架不僅僅組織新聞生產，而且實際還起著組織生活現實，并賦予其秩序的作用。但新聞框架不僅生產意義，而且限制意義。它通過劃定一定的界限，將信息組織在一個范圍之內，從而縮小了選擇的可能性。框架的出現以及被意識，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新聞生產上的一種神秘感，于是開始遭到對其真實性的置疑，因為新聞工作者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框框中完成的，它甚至將每一個步驟都作出了規定，類型化我認為其實就是框架的一部分，它便于新聞工作者以最大的效率來選擇確定哪些有價值的信息可以成為新聞。打破這種框架似乎可以使新聞報道從刻板的模式中解放出來，成為真正自主的反映現實的東西。但如果真的沒有框架，這個具有機構性質的活動乃至機構本身要遵循怎樣的工作才能完成滿足公眾知情權的責任呢？我想正是新聞的這種公共性和組織機構性以及信息的廣泛性才使得框架有其生存的土壤，雖然框架的限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新聞價值的判斷和新聞的生產產生一定的限制，就像意義被生產也被限制一樣，但遵循一定的規則和原則是任何一個機構所需要的。如果沒有框架，新聞要如何生產，我無法給出答案。
篇三：什么在決定新聞讀書筆記
一副國家與社會相互勾連的圖景在控制中想象和在想象中控制姓名：邱葉玲 班級：廣電1102 學號：201120270213
2014．5．3
書名：《什么在決定新聞——對CBS晚間新聞、NBC夜間新聞、〈新聞周刊〉及〈時代周刊〉的研究》
作者：[美]赫伯特·甘斯
翻譯：石琳，李紅濤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9月
ISBN：9787301157220
字數：441千字
頁碼：485頁
版次：第1版
什么在決定新聞？也許很多人都會回答：新聞價值。而赫伯特·甘斯有著不一樣的想法。初次拿到這本書，很愛封面。書中的內容也如同封面中的巨型攝像機一樣包羅萬象，“拍攝”了一幅國家與社會的景象。
“攝像師”：赫伯特·甘斯
赫伯特·甘斯就是這臺攝像機的操控者。他在1927年生于德國，1940年再到美國定居，是美國當代最為重要的社會學家之一。他在1957年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取得規劃及社會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于1988年任美國社會學協會第78任主席。甘斯早期的研究主要與城市規劃、城市文化，以及社會群體在城市中的生活有關，而所用的方法也大都是人類學中的田野考察。新聞傳播研究并不是赫伯特·甘斯的學術事業的唯一焦點，也不是最重要的焦點。
《什么在決定新聞》在1979年出版，這是赫伯特·甘斯第7本學術著作，而他本人亦已經52歲。他在該書中也打趣說：“那些新聞機構內的新聞工作者很多都不明白為什么一個主要研究社群的社會學家會對他們有興趣。”
在《什么在決定新聞》之后，赫伯特·甘斯在2003年又出版了一本《民主與新聞》，那年，他已是76歲。足以見得他對新聞生產這個領域付出了真愛。
由于赫伯特·甘斯是一位社會學家，所以該部著作的研究很有他自己的特色——從媒介社會學的角度去勾勒媒介作為，這為新聞帶來獨特的視野。
內容分析：報道中的“實然”與“應然”
從目錄來看，這本書分為三個部分：新聞、新聞從業者和新聞政策。第一部分的第一、
第二章探討大眾化的全國性新聞媒體如何報道美國，第二部分的第三至第九章揭示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一部分的第十章，甘斯試圖探討某些用以報道這個國家與社會的其他途徑。
仔細玩味其中的邏輯，不難發現整本書是從微觀至中觀再至宏觀的走向，甘斯的野心可見一斑。他自己也直言，這本書的初衷是有關美國全國性的新聞生產流程中的所有參與者的社會學分析，它包含了全國性新聞機構、新聞從業者、消息和受眾，也試圖回答如何判定什么是新聞，以及這些新聞如何被報道。
在1970年代的美國，全國性媒體大體有3家電視網及3家雜志，甘斯擇取了其中規模較大、專業程度較高、受眾分布較廣的4家，即CBS晚間新聞，NBC夜間新聞，《新聞周刊》及《時代》周刊作為考察對象來展開研究，分析新聞工作者該如何判定新聞的價值。
該書是總結性質的，實例分析較少。整本讀完之后，筆記所記下的內容事無巨細，但就題目把新聞生產分析得巨細無遺，這是一副國家與社會相互勾連的圖景。這也是該書的最大
優點，是它的確包羅萬象。甘斯自己亦說：“這本書的長度本身就現實了沒有一個單一的和簡單的解釋可以用來解釋新聞。”
全書的第一部分是對CBS晚間新聞，NBC夜間新聞，《新聞周刊》及《時代》周刊這四家媒體新聞產品的內容分析，借此描繪了“美國作為國家與社會出現在全國新聞媒體上的形象”。甘斯首先將視線投注到新聞中的“行動者”身上，并將1967、1971、1975年出現在電視和雜志中的人物區分為知名人士及無名之輩兩種。延續這種邏輯，甘斯梳理了哪些活動易于被媒體采納，國家與社會在報道內容中如何分化成不同的種族、階層、性別、年齡、意識形態。針對四家媒體的文本梳理直觀地宣示出，新聞報道并非簡單的信息拼接與故事敘述，其背后有著明確的選擇標準，不同時期就會呈現不同的景象。
他寫道：
針對新聞的內容分析，它旨在揭示出哪些是新聞從業者長久以來所選擇的新聞，而非他們如何作出選擇。這個分析建基于如下的假設，即新聞包含了一幅國家與社會的圖景。但新聞從業者的初衷卻并非展現這樣一幅圖畫，他們的任務是創造出有關觀察到的事物或訪問到的人物的故事“故事”。不過，新聞從業者的工作成果，在一個長時段內，可被視為一幅有關美國的素描。
在他看來，“新聞中的價值必須到字里行間去尋覓，其依據是哪些行動者或活動被報道或忽略了，以及他們是如何被描述的。”這其中有一套具體的標準和原則。新聞從業者并非以描述“一幅國家與社會的圖景”為己任。但他們長期選擇的結果，卻不免仍然是給他人“一幅國家與社會的圖景”，盡管可能是被他們的選擇所扭曲的圖景。
在第一部分的第二章“新聞中的價值”中，作者羅列了“在過去20年間的新聞中所發現的恒久價值”——民族優越感、利他的民主、負責任的資本主義、小城鎮的田園主義、個人主義、溫和主義、社會秩序以及國家領導權。甘斯認為最后兩組價值比其他價值都更為重要。他說：“美國新聞媒體通常對社會失序新聞保持著強烈的興趣。”“三位示威者在游行中喪生這樣的事件必定會登上全國性新聞的頭條。”
而對于“國家領導權”這一恒久價值，正如甘斯在第一章指出的：“新聞聚焦于領導人”。美國首屈一指的領導人是總統，他被視為“秩序的終極保護者”。“當總統外出度假時，新聞就會質疑在缺席期間他是否還能夠有力地掌控政府；總統生病總會受到不尋常的關注；而總統的死亡則是最大的新聞。”
新聞室觀察研究：什么在決定新聞
在全書的第二部分，甘斯引入了電視網與雜志編輯部的實際經驗，分析了新聞從業者如何工作，并試圖通過新聞室觀察研究來解釋全書第一部分的發現。這也是全書的創新之一。所謂“新聞室觀察研究”，指涉的是“研究者在新聞機構里進行長時間的觀察，甚至當起記者，親身參與新聞的制作過程，然后根據觀察所得，對新聞機構的內部運作以及新聞制作過程作出深入的、概念性的、據理論意義的描述和分析，并指出新聞內容如何受各種在生產過程中存在的因素的影響。”
在這一部分，甘斯就解釋了到底是什么在決定新聞——權力與效率才是新聞生產的終極考慮。具體地說，“政治社會權力（或確切一點說，是來自具有政治社會權力的機構的消息來源）對新聞機構的影響，以及新聞機構對效率的重視。”
赫伯特·甘斯認為：
許多消息來源之所以被選擇，是因為他們握有權力，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能夠從容地
應對媒體，并且深孚眾望，言辭可信。
因此，“最有權力的消息來源，恰恰也是最有效率的”。相較于其它產品，新聞生產具有明確的時間限制，效率的重要性也由此彰顯。而“新聞業效率的存在，是為了分配三種稀缺的資源：人員、時段或版面、生產時間。”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新聞從業者在瞬息變換的政治、經濟、社會及受眾環境中不斷運用考慮，社會過程的新聞生產也才得以實現。
其中，甘斯還指出新聞生產的中上階級傾向和追求效率導致的路徑依賴癥，新聞從業者會受外物之饒、因勢而動、隨波逐流。“除非美國發生劇烈的社會變化，否則新聞從業者的變革空間只能是有實無名，并在實際上最終受限于相應的經濟動機的匱乏??只有繼續積極地回應始終存在的效率動機與無所不在的權力現實。”
塔奇曼就什么在決定新聞這一問題也有相應的闡述，他認為新聞源決定了新聞的可信度，他發現：“在我觀察的所有記者和編輯中，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質疑某個已經當選或者任命的官員”，“新聞從業者更傾向于選擇體制內的信息源，而不是普通人提供的信息。”① 就比如要證明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是一個騙子，他認為所需要的信息源與證明一個普通人甚至普通官員的欺詐說話，顯然不可同日而語，因為“總統是騙子”令人難以置信，自然需要更多有權人士的證據。
阿特休爾認為新聞媒介的內容主要是由財源決定的，并指出了四種財源形式：官方形式、商業形式、利益形式、非正式形式。“新聞媒介好比吹笛手，而給吹笛手樂曲定調的是那些付錢給吹笛手的人。”②
而麥克盧漢的論著中強調了技術對人類社會和心理的深刻影響，他說：“我強調媒介是訊息，而不說內容是訊息，這不是說，內容沒有扮演角色——那只是說，它扮演的是配角。”這就仿佛惟有媒介技術本身才是重要的，被稱為媒體技術決定論。③
舒德森則不同意媒體技術決定論的說法，他認為“當技術滲透于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在這些條件的催化下才能對新聞產生作用，從而對新聞的制作產生影響與變化。”④
甘斯還對新聞從業者的功能進行了具體地闡述，他認為新聞從業者是領導能力的測試者、政治反饋的提供者、權力分配者、道德守衛者、先知與牧師、國家與社會的構建者等等。
休曼稱：“報紙者制造文明之利器也，以觀察世界之情形為事者也。”⑤海敦認為“事實上，對于許多人來說，新聞事業不僅僅是一門職業而已，它還是一種召喚，就象人們感到宗教神職對他們是一種召喚一樣”。⑥
在新聞的取舍、角度的切入、甚至觀點的發生必然會融入新聞從業者的主觀因素，因為新聞的制作不是大機械化的生產，這條流水線是由層層思考組成的。
如果說新聞是被制作的，那么這些制作新聞的人自然的成為了客觀性的一大壁障，正如舒德森所講到的我們不能期望新聞的從業者也可以像律師和醫生一樣有著一種客觀判斷的環境和追求，因為社會的歷史沿襲已經決定了這樣的成分，我們如果可以像律師一樣質疑客觀是否公正的話，那么新聞的從業者在與這個社會的各個階層的打交道的時候還能否保持這樣的決斷。⑦
① 蓋伊·塔奇曼.做新聞[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
②
③ 赫伯特·阿特休爾.權力的媒介[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 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④ 邁克爾·舒德森.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⑤ 休曼.實用新聞學[M].上海：上海學廣會，1913.
⑥ 杰克·海敦. 怎樣當好新聞記者[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
⑦ 邁克爾·舒德森.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新的視野：多視角新聞
針對當時新聞業的情境，甘斯在總結了“什么在決定新聞”之后，在最后一個部分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即多視角新聞。這也是整本書的主要價值，也是赫伯特·甘斯的美好構想。
甘斯認為“理性的新聞應該是全視角的，它應該展示并且呈現存在于美國或關于美國的所有視角。”不過，這種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不過，新聞從業者以及新聞媒體則有可能是多視角的，能夠盡可能多地展示與呈現更多的視角。這對新聞從業者來說，是一個不小的壓力。
甘斯認為，多視角主義的本質是更大的平衡，這就要求在新聞判斷中賦予平衡考慮以更高的優先權。這就要求新聞從業者必須對所有潛在的消息來源與視角、所有的部類與角色的總體，或者“天地萬物”有著相當深切的了解與認識，以便在新聞中平衡地再現它們。
這種新聞致力于從不同的視角來關注新聞生產過程中的諸多影響因素，以期達到更趨全國化、由下到上、更具代表性、更多強調服務新聞的目的。在這種新聞模式中，新聞業將具備更多的公共屬性，生產新聞不再是新聞媒體的獨家事務，政府、企業、公眾會間接性地承擔責任。
甘斯提出：“多視角新聞最為根本的正當性來源是它在推進民主方面的潛力??并不是用來為任何特定的政治目標招募支持者。它將使得人們能夠獲得與他們自己的視角、自己的利益與政治目標——如果有的話——相關聯的新聞。在此過程中，符號場域將會變得更為民主。”
看似多視角新聞可以為美國帶來進一步的民主化，但在1970年代的美國媒體情境中，它卻具有較為濃厚的烏托邦色彩。甘斯自己也深知，他討論的多數提議在那時都是不可行的，但他還是執意相信多視角主義的基本模式是可行的，而且將來會變得更為可行。
甘斯設想：如果人們要求一種不同的新聞，而且愿意通過廣告商甚至直接支付相關的費用法，新聞公司也會跟隨受眾的興趣所至。
新媒體生態下的“變”與“不變”
如今，美國網絡、新媒體技術的勃興使得傳統媒體遭遇重新洗牌。當今美國的傳統媒體處于萎縮期，新聞受眾的規模也日漸收緊，并呈現出分化乃至碎片化的趨勢，網絡、智能手機攫取了大量的受眾，堅守傳統媒體的受眾同樣也變換了對新聞的訴求。⑧
NBC夜間新聞、CBS晚間新聞、《時代》周刊及《新聞周刊》都被裹挾進集團化的趨勢，新聞公司始終是為了謀取利潤而存在的。新聞產品則呈現出由硬新聞向軟新聞的傾斜，新聞娛樂化的偏向日益明顯，新聞節目及期刊的欄目構成更為細化，為受眾提供了更多的視角。
而不變的是新聞從業者挑選合適新聞的諸種考量并再現成報道的模式方法。媒介的觸角仍然集中在知名人士和深陷矛盾沖突的“小人物”身上，新聞從業者秉持的客觀中立的職業意識及所擁有的功能仍未改變。
《什么在決定新聞》既是是對前人部分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也有對媒介作為的美好暢想。赫伯特·甘斯的理論并不是毫無錯漏，但能在時代的更替變化中始終保持核心的解釋力與影響力，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⑧ James G.Webster , Thomas B.Ksiazek.The Dynamics of Audience Fragmentation: Public Attention in an Age of Digital Media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2, 62(1):39-56.
篇四：《新聞的力量》讀書筆記
新聞與傳播系 新聞一班 林天雨2013/4/23
所有的總統都試圖利用媒體，并控制他們自己的形象，但里根似乎特別在行，而媒體也似乎特別敬畏他制造形象的手段。（書第125頁）
他把60名民主黨人帶進了白宮，而他自己陪同還沒做決定的國會議員在投票前夜去了音樂會和歌劇院。投票結束后的一個小時，有里根總統簽名的感謝信已經送到了所有投票支持的議員手中。（書第120頁）
他與主要精英，包括媒體直接溝通的能力至關重要。白宮的媒體記者們與總統有了直接的、親身的感性接觸??為此我們相信，媒體認為里根是個好人的感覺，同樣被與之有過直接接觸的華盛頓精英所證實，然后傳遞給廣大的公眾。（書第128頁）
當然，里根執政的頭兩年經濟不景氣。因此當他的政策不受歡迎時，媒體就經常報道他個人的支持率居高不下。（書第114頁）
5月18日，《新聞周刊》報道說，里根是自艾森豪威爾以來最受歡迎的最被喜愛的美國總統，“偏僻地區的人們對里根的個人情感和政治支持”，使國會關于預算問題的論爭消停了。因為是偏僻地區的人們對里根的私下了解，《新聞周刊》就沒有引用消息來源。（書第116頁）
在過去的50年里，總統與民眾的關系突飛猛進。然而，新聞界高估了這種交流是“無中介”交流的程度，即便是在電視與拍照寄回的時代。托馬斯格里菲斯1982年在《時代》上寫道：注意里根總統在電視黃金時間發表過比其他總統更多的講話，而舉辦過的新聞發布會只有卡特的三分之一。“作為演員，里根懂得票房比批評家更重要”。（書第127頁）
白宮官員基本上不與記者合作。遵照尼克松的明確指
示，記者常常被排擠出于總統及其助手之間的關系。白宮“記者招待會”改名為“新聞發布會”，以強調它是屬于總統的而不是新聞界的。（書第142頁）
在“水門事件”的漩渦中，尼克松個人向新聞界發動了猛烈反擊，在“星期六夜晚大屠殺”之后，他召開了一次電視新聞發布會，指出電視新聞對他的報道是“無恥的、狠毒的、扭曲的。”（書第143頁）
一個善于與媒體打交道的領袖無疑是聰明的。里根為人隨和、幽默，讓人感到親切，但他也十分懂得與媒體和公民保持一定的距離從而讓人感到一絲神秘，是那種最適合為人崇敬的政治人物。
里根的成功，一半源自他天生的幽默感，另一半則要歸功于以邁克迪弗為首的一個非常有技巧的媒體操縱機器。作為白宮幕僚長，迪弗創造性的將總統職位改造成一個禮儀性的職務，他關注的是總統的形象如何以及如何利用媒體塑造總統形象，而并非總統的業績。并且他取得了勝利----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名人政治”的代表，里根幾乎成為了媒體文化的超級明星，即使在他說錯話的時候，媒體也“會夸大他的成功”、“媒體報道里根的結果就是恰恰減弱了里根總統生涯的某些因素----他的政策----實際上是他在主流文化中做的不太好的地方，以及夸大了那些----無論他們對主流文化的影響如何----征服了華盛頓的因素。”媒體的偏愛制造了里根的人氣幻象，使他在大選以及輿論中占盡了各種便宜。
與里根大相徑庭的則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自動辭職的總統尼克松。當《郵報》大肆報道“水門事件”的時候，他曾派助手找到報紙的投資人進行招安，卻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郵報》沒有屈從于白宮的壓力，它所帶動的輿論洪流最終把尼克松逼下了臺。
文中還說道，美國總統一貫與媒體保持融洽的關系，羅斯福曾被稱為“歷屆總統中最杰出的報紙撰稿人”，此后的數十年里，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均效仿羅斯福操縱新聞界的本
事。而新聞界巨頭則會假言論自由之手以輿論監督的名義進行反操控。
媒體的力量體現在專家和決策者認識到公眾是受大眾媒體的影響，而不是大眾媒體直接對公眾施加影響，也就是說，媒體的政治影響力更在于它能夠說服領導這項新大眾的想法是可以改變的，而不是它改變人們想法的能力。（書第111頁）
在這種情況下，媒體逐漸在一定程度上掌握
了選舉的鑰匙，而善于控制媒體氣氛的政界首腦則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新聞界人物的沉浮。新聞成就了政治，政治產生了權力，隨后新聞本身就轉化成一種權力。
正如劉津老師在微博中說的那樣：“政客與記者的相互需要在美劇《紙牌屋》中被生動演繹，政客為打擊政敵而故意泄密，記者用材料寫獨家快速上升，公眾看到秘密文件滿足知情需要。有趣的是，政界“深喉”出于政治斗爭目的的爆料一經媒體披露卻迅速顯現其公益價值。而被操縱的報道卻使記者和“深喉”都披上英雄主義的光環，堪稱完美的三贏。”
在我看來，拋開其他的不說，一位領袖必然是善于且樂于同媒體溝通的，里根和藹親切的形象值得大多數中國領導人學習。媒體作為信息的中轉站，可以及時有效的實現領袖階層與民眾的溝通。而現實是在我國，大多數的官員視媒體為敵人，在新聞事件發生之后，對記者們軟硬皆施，一則使媒體無法發布真實信息，二則懼怕媒體的形象一經披露使民眾更加懷疑官員的動機。最近H7N9在江浙地區肆虐，民眾對此憂心忡忡，并且質疑為何在時隔很久之后才發布H7N9的信息，此時一位官員（具體名字我忘記了）接受了網易的采訪，解釋了個中緣由，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民眾的質疑聲。與“非典”時期相比，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我們看到了，但中國確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水門事件”征服了現代美國新聞界。（書第129頁）
從其最寬泛面來說，“水門事件”這個新聞神話斷言，《華盛頓郵報》的兩名年輕的記者扳倒了美國總統。這是一個大衛與歌利亞的神話，弱勢的個體顛覆了強權機構。華盛頓的正午，兩個戴白帽子的年輕記者從街道的盡頭走來，一個帶黑帽子的總統從另一頭走來，身邊有奴才們的保護。最終，正義的小伙子們勝利了。新聞界用他唯一的武器----真實，反敗為勝。（書第130頁）
我建議，新聞媒體應該在他們努力履行民主政治功能中自覺扮演精神分裂的角色。他們應該倡導政治科學家認為我們難以達致的民主類型，同時他們也應該富有想象力地回應學者們已經觀察到的當代政治現實。（書第192頁）
“水門事件”對調查性報道的影響在事件剛發生過后最為顯著，而在福特的短暫任期之后，對吉米卡特總統來說最具危害性??“水門事件”之后，新聞界想不把調查性報道當做一個挑戰都艱難。華盛頓的新聞工作者重新開始了對政府欺騙行為的注意以及對調查性事業的渴求。查爾斯塞布1977年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水門事件’驚險活動的一個副產品是新聞界的調查性報道熱。”就像布拉德利指出的，記者，尤其是年輕記者，“報道農村的日常火災就好像他們在報道‘水門事件’一樣。這些年輕記者回來之后會辯論道，水管里有汽油，消防隊長是反猶分子，他們真的認為這是一條通往聲望和榮譽之路。”（書第145頁）
“‘水門事件’征服了現代美國新聞界”。但是本書作者是站在一個批判與反思的角度看待這件事的。作者的論述啟發了我的思考，我認為在“水門事件”中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至少有三點。
第一，媒體自由與獨立。美國媒體在監督政府方面擁有很強的自主性，媒體享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書中提到，尼克松對于《華盛頓郵報》的威脅并沒有使報道中止，《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振振有詞地揭發尼克松的違法濫權----“媒體的監督與制衡，是保持一個國家清醒的關鍵。”“做一個專業人士，無論是媒體人員還是執法人員，首先要忠于揭露事實，這個原則必須高于效忠國家與機構。”新聞工作者在追求新聞自由和自身獨立性方面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不但需要新聞工作者的努力，更需要社會與國家的支持。
媒體自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被看做是政治權力與社會生活的看門狗，被視為第四權力，因為媒體只需對公眾負責，其獨立性也保證了其監督的公正性。其實在我看來，媒體與權力機關不是伙伴關系，更不是敵對的。政府的工作有必要接受新聞媒體的監督，這不僅是對政府工作的宣傳，也是對政府工作的一種保護，更是對公眾知情權的踐行。
然而在中國現有體制下，實現媒體完全的獨立還有太長的路要走，作為新聞系的學子，我們呼喚一個更自由更獨立的輿論環境，期待著“南周事件”不再發生。
第二，“媒體暴力”需要警惕。美國作家保羅約翰森在他的《現代時期》一書中稱：水門事件是一種政治迫害，是有史以來的最嚴重的媒體暴亂行為。這種說法顯然有些過激，但是也為我們敲響警鐘。“水門事件”爆發后，美國調查性報道呈爆炸式增長，這個苗頭引爆了隨后大熱的“拉鏈門”、“虐囚門”。視線拉回中國，固然孫志剛案讓人們看到了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作用，
藥家鑫事件、鄧玉嬌案似乎已經成為國內媒體反思的經典案例。記者為了追求獨家新聞，在不核實真實性的基礎上片面引用來源不明的消息源；追求轟動效應，煽動民意，這似乎已經司空見慣。
其實我認為這一方面在于記者、媒體素養不高，追求商業利益和獨家報道，迎合公眾，煽動
輿論，功利化思維作祟，另一方面也是媒體受制于政府管制，長期壓抑下的一種畸形爆發。正是因為對于敏感話題的無法觸及，亦或是敏感事件發生后有關部門及時下達的禁令，都使得媒體在不涉及敏感問題的事件上深挖內幕，大多數情況下忽略了人文關懷和新聞倫理；再者為了在禁令下達之前搶發稿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新聞的準確性。
路透社新聞手冊中說，“準確性永遠是第一位的。遲了總比錯了好。在發稿前，考慮好你將如何經受挑戰或是否定。我們永遠不能為了追求新聞發布的速度而犧牲報道的準確性。如果我們失去了報道準確的名聲，就失去了一切。”新聞價值與新聞倫理之間似乎總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而這也需要記者們對于職業道德的堅守和對新聞真實的追求。但是政府要做的恐怕更多。
第三，對于線人隱私權的保護。“水門事件”中的“深喉”在其主動公布自己身份之前一直是個謎，兩位記者對此也總是守口如瓶。反觀我國，2008年一起關于販毒案件的報道，一位線人身份暴露，慘被毒販挑斷腳筋滅口。線人是游走于刀口上的群體，一旦身份暴露，面臨著身敗名裂甚至殺身之禍。因此線人隱私一方面需要記者的保護，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法律制度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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