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濟南的學生優秀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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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濟南的學生優秀作文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歷史實踐

我的家鄉濟南的學生優秀作文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時代化、中國化、大眾化，實現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歷史性轉變和創造性發展，為順利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思想保證、價值取向和精神動力。

　　(一)1978—1992年，中國共產黨全面清理“文革”意識形態，在撥亂反正的歷史進程中實現了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創造性重構

　　歷經十年“文革”浩劫，我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遭到全面沖擊，極大地削弱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不全面清理并徹底消除“文革”意識形態的影響，就不能從根本扭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航程，開辟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嶄新道路。肅清“文革”意識形態的核心和關鍵是如何對待被林彪、“四人邦”反革命集團歪曲、肢解、篡改和庸俗化了的毛澤東思想。為此，1977年7月鄧小平就明確提出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與毛澤東同志的晚年錯誤區別開來，“撥林彪、‘四人邦’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1]并針對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繼續奉行“兩個凡是”的極“左”錯誤路線，為從根本上徹底“肅清林彪、‘四人邦’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2]鄧小平把恢復和重新確立黨的思想路線作為構建新型意識形態的突破口，號召全黨開動腦筋、打破禁區，大力倡導事實求是和群眾路線，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全面貫徹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提倡物質獎勵。徹底沖破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深入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廓清了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明確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科技是生產力等科學論斷。通過對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藝等領域的方針政策的調整和整頓，“1978年夏季以后，各個領域的撥亂反正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影響下，……逐漸匯成一股解放思想的潮流，對‘兩個凡是’的禁區形成了強大沖擊，從而加速了黨和國家歷史性轉折的實現。”[3]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最具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然而，在解放思想進程中國際國又內興起了一股“非毛化”的右傾錯誤思潮，借口毛澤東晚年錯誤全盤否定毛澤東思想，進而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同時，思想理論戰線也出現了偏離馬克思主義的抽象人道主義、異化論等理論觀點，文藝界也存在著“熱心于寫陰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編亂造、歪曲革命歷史和現實的東西”的錯誤傾向。[4]對此，鄧小平在1979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明確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前提”，厘清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階級斗爭等重大理論問題，并針對思想理論戰線的精神污染明確提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在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至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統一了思想，標志著黨在意識形態領域撥亂反正的全面完成。1982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指出：“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工作中恢復了正確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況、新經驗，制訂了一系列新的正確政策。”[5]從此揭開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篇章。

　　但作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并非一帆風順，“文革”思維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徹底肅清，封建專制文化傳統長期存在，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和小農意識根深蒂固，這些“左”傾思想長期阻滯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同時，改革進程中滋生的“一切向錢看”、精神產品商品化傾向呈蔓延之勢，加之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盲目崇拜并極力鼓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觀念，妄圖把改革開放引向全盤西化的資本主義道路。對此，1986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時明確指出：如果“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污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沖擊。”[6]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部署，基本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框架。但由于黨的主要領導人容忍和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行泛濫，在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影響下最終導致1989年政治風波。為消除政治風波的影響，鄧小平反復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特別是1992年視察南方的談話從根本上回答了長期以來困擾人們的一系列理論問題，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本質，科學闡述了“三個有利于”標準，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于黨的十四大系統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以新的思想、觀點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標志著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完成了創造性重構和歷史性轉換。

　　(二)1992—2002年，中國共產黨積極適應世情、國情、黨情的新變化，在應對挑戰的歷史進程中實現了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創新性發展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經歷了有史以來的重大挫折，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易幟，西方發達國家把和平演變的主要目標轉向中國。一時間，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社會主義失敗論、“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等社會思潮甚囂塵上，大肆宣揚極權共產主義是“通往奴役之路”，“在歷史的終結點上，自由民主已經沒有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強敵。”[7]妄圖對社會主義中國“不戰而勝”。國內改革姓“資”姓“社”、姓“公”姓“私”的爭論不絕于耳。在決定前途命運的歷史關頭中國向何處去?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繼續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還是重提以階級斗爭為綱、回到傳統社會主義老路，關系到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衰成敗。對此，江澤民同志明確指出：“意識形態領域是和平演變和反和平演變的重要領域。”“這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關系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要“長期不懈地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和斗爭。”[8]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系統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實踐和基本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的黨的基本路線。”[9]必須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深入開展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教育，有力抵制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全面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經濟科技優勢實施“西化”、“分化”圖謀的手段不斷翻新。惟利是圖、見利忘義等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會精神生活中來。為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弘揚主旋律，1996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明確提出按照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要求，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政治保證、人才支持和精神動力。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深刻總結了世紀之交的國際國內形勢，旗幟鮮明地提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并科學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綱領，深刻論述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及實現形式、依法治國方略和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在“國際局勢風云變幻、國內改革波瀾壯闊”的復雜形勢下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和政治保證。

　　面對新世紀、新形勢、新任務，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牢記鄧小平“聚精會神抓黨建”的囑托，深入貫徹黨的十五大提出的“從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全面加強黨的建設，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不斷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的總體部署，圍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黨、怎樣建設黨的時代課題，主動適應世情、國情、黨情的新變化，科學界定黨所處的歷史方位，深入分析了黨的地位、任務、構成等現實狀況，系統總結了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成功挫敗西方大國聯合制裁、積極化解亞洲金融危機消極影響、堅決取締“法輪功”尋釁滋事、順利恢復對香港、澳門的主權行使、有效應對北約炸我駐南使館和中美撞機事件、戰勝特大洪水災害等實踐經驗，深刻汲取蘇東國家執政黨喪失政權的歷史教訓，不斷探索和總結共產黨執政規律，2000年2月明確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并于2001年7月建黨80周年慶祝大會上做了全面闡發，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國防外交、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又一次與時俱進。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寫入黨章，成為中國共產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實現了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創新性發展。

　　(三)2002—2012年，中國共產黨準確把握國際局勢的深刻變化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在改革創新的歷史進程中實現了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系統性確立

　　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政治多極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為我國融入世界經濟大循環、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廣闊空間。然而，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全球化作為“一種對意識形態起作用的工具之一”強烈沖擊和消解著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國家主權觀念，“把我國尚處起步階段的意識形態工作卷入了和世界不同國家意識形態相互競爭、斗爭、借鑒的一個新舞臺。”[10]裹脅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西方政治思想、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在文化外衣的包裝下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的幌子，借助其經濟科技強勢以文化傳播的方式向社會主義國家滲透，以期達到意識形態的根本性置換。面對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呈現的新特點，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斷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不斷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與此同時，我國改革開放進入關鍵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結構、就業和利益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新的社會階層特別是私營企業主階層迅猛發展，“不僅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力量，而且已經能夠通過影響執政黨政策和國家法律來實現和維護經濟利益。”[11]由此導致社會價值觀多元化趨勢不斷強化，“如果說價值觀多元化在改革開放初期主要體現為積極意義的話，那么，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社會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物質主義的強勢進一步凸顯，價值觀多元化的消極影響正在逐步強化。”[12]在人們思想觀念獨立性、選擇性、差異性不斷增強、社會思潮多樣、多元、多變的情況下，中共中央于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最大限度地形成社會思想共識。”[13]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科學深刻揭示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有力批判和抵制了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錯誤思潮的影響，科學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指明了方向。

　　黨的十七大以來，在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遭受金融危機重創而日益顯現其內在矛盾的同時，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等不斷被國際社會熱炒。對日益崛起的中國深感不安的西方國家利用種種手段和策略不斷挑起事端，要么經濟問題政治化，要么個案問題普遍化，或明或暗地支持“藏獨”、“疆獨”制造麻煩，把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戰勝汶川特大地震等說成是“普世價值”的勝利。對此，胡錦濤同志在2011年10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上深刻指出，要“緊密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實踐，聯系干部群眾思想實際，針對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引導干部群眾在重大思想理論問題上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14]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興國之魂”引領社會思潮，在全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動力和基本道德規范。

　　二、中國共產黨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基本經驗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意識形態理論創新，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為當前形勢下加強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提供了現實路徑選擇。

　　1，必須牢牢把握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

　　“在一個文化多元、意識形態紛爭的時代，在人類還沒有超越階級社會以前，一個階級如果忽視甚至有意無意地放棄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就意味著另一個階級對它的占有和另一個社會對它的滲透。”[15]加強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領導權的同時，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始終牢牢掌控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營造主流意識形態輿論強勢，用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特別是在當前復雜變幻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意義更加凸顯。為此，必須堅持黨要管黨的原則，確保黨員領導干部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對社會主義的忠誠信念。必須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確保廣播電視、報紙刊物、影視作品等輿論陣地傳播黨的聲音和主張。必須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確保思想理論戰線、意識形態部門干部隊伍的政治堅定性和思想純潔性。充分發揮和利用主流意識形態的領導權、話語權，“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貫穿文化的建設的各個方面，成為全體社會成員普遍理解接受、自覺遵守奉行的價值理念”。[16]

　　2，必須堅決抵制非主流意識形態的消極影響

　　江澤民指出：“思想文化陣地，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思想不去占領，各種非馬克思主義、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就會去占領。”[17]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外各種社會思潮紛至沓來，國內不同思想觀念不斷涌現，既有西方敵對勢力的蓄意攻擊，又有傳統文化的心理積淀，既有市場經濟的雙重影響，又有時尚流行的大眾文化，“這些存在于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各色非主流意識形態表現出進步與保守、先進與落后、積極與消極、健康與低俗等思想意識雜陳、清濁激蕩、良莠不齊的復雜性特征。就其作用來講，既有與主流意識形態對立并存、沖突較量的一面，也有與主流意識形態交相輝映、優劣互動的一面。就其性質來講，既有順應歷史前進方向的正確思潮，又有阻礙歷史前進的錯誤思潮。”[18]因此，加強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必須對當前形式各異、性質不同、作用分殊的各種非主流意識形態進行具體分析，堅決抵制對主流意識形態具有否定性影響的異質思想文化滲透，積極吸納對主流意識形態具有肯定性影響的同質思想文化資源，不斷增強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的能力和水平，始終保持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科學性和先進性。

　　3，必須不斷夯實意識形態建設的物質基礎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因此，加強意識形態建設從根本上說必須夯實其所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否則，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和信仰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建國后的相當長時期由于片面夸大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過分強調政治掛帥，結果導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大批“唯生產力論”等的荒謬言行，既削弱和扭曲了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功能與形象，也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經受種種挑戰與考驗而得到社會的高度認同，關鍵在于我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正如鄧小平所說：“最終說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的發展。”[19]面對當前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復雜局勢，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心悅誠服地接受和服從主流意識形態，“必須時刻關注民生問題。正視人民群眾內部改革發展過程中的利益調整以及和諧利益關系的構建，并從解決群眾最需要的利益需求入手做出價值判斷，這是新時期意識形態建設的著力點。”[20]

　　4，必須切實增強與不同意識形態的對話能力

　　從世界范圍看，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不同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多樣性與長期并存使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交流和競爭成為不可避免。在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成為斗爭前沿陣地的形勢下，加強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自主選擇、批判繼承”的原則，大膽借鑒和吸收包括西方先進文化在內的文明成果，學習西方國家實施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先進理念和有效方法，切實增強與世界其他國家意識形態的溝通對話能力。深入只是文化“走出去”戰略，在加強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中努力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敢于和善于在世界范圍內理直氣壯地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和理論體系，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與和平發展道路，增進世界各國對中國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理解和認同。從國內來看，經濟社會轉型向縱深發展，深層結構矛盾日益顯現，在人們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進一步分化、“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更為緊迫，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任務繁重”[21]的形勢下，增強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整合、引領和對話能力，必須積極適應意識形態文化化、學術化、生活化趨勢，改變以往公式化、概念化的生硬僵化的說教方式，“善于正面地、真實地、親切地、有效地表達自己。在宣傳主流意識形態時不妨多些人文關懷，在唱響主旋律時不妨吸取民間話語，在保持權威大氣時不妨有些平民風格。擯棄過去那種墨守成規的思維定勢、居高臨下的說教口吻、生硬呆板的敘述方式。從而切實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影響力，使社會主義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真正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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