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的三瓣嘴作文(精選11篇)
余秋雨散文讀后感一

讀著《余秋雨散文》,就如同讀著一本厚厚的歷史書。書里更有人間百態,有愛恨情仇讓人們去品味,去欣賞,從中獲得心靈的升華。
初次接觸他的文章,是語文課本上那一篇《信客》。讀畢,平淡的語調,樸實的語言卻描繪得如此生動,令我不經心生敬佩。專業點說,就是他選擇恰當的、富有詩意、表現力的語言加以表達,這些語言具有詩的美感,從而把復雜深刻的歷史思想和文化說的深入淺出,平易近人,可讀性很強。
余秋雨的散文中始終貫穿著一條鮮明的主線,那就是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問。余秋雨的作品更透著幾絲靈性與活潑,盡管表達的內容是濃重的。同時他還綜合運用對偶、排比、比喻等修辭手法,大段的排比,對偶增強了語言表達的力度,構成了一種語言的氣勢,使語言不矯揉造作,裝腔作勢,平淡無味,而富有了張力,富有了文采。
我欣賞《蘇東坡突圍》。正如蘇轍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正因為他太出色、太響亮,使得那些品格低下的諫臣有了嫉妒的目標。然后蘇軾就被你一拳我一腳的批判,甚至貶損。八百多年前蘇東坡先生的遭遇,本已塵封于歷史之中,然而余秋雨先生的《蘇東坡突圍》,對曾經攻擊過蘇東坡先生的人經行強烈的反駁。用詞之尖刻,情緒之激昂,在文字之中盡顯鋪張。恣意汪洋的文采、率真自信的個性、樂觀豁達的氣質,都是我們對這位大才子蘇東坡的認識。幾百年來,其詩詞文賦吟誦不絕,相傳至今。我欣賞蘇東坡先生桀傲不馴的個性,樂觀向上的情感,卻每每心痛其人生頻頻遭遇的坎坷。蘇東坡是中華文明史上既不可遇又不可求的文化偉人,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際遇正是促進他成為偉人的原因。這些,在《蘇東坡突圍》中詳細又透徹的體現了出來。
余秋雨利用他淵博的歷史知識,豐厚的文化功底,將歷史與文化結合。將歷史寫的活靈活現,把文化述的鏗鏘有力,引起我們反思。正如專家們所評價的 ,“語言在抒情中融著歷史理性,在歷史敘述中也透露著生命哲理”。
余秋雨散文讀后感二
品讀余秋雨的歷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來中國小資的時髦風氣,并帶出了文壇一陣風潮。歷史利用文學獲得“美麗外觀”,而文學利用歷史獲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帶來的文化狂喜,可以從他散文集的發行量上得到證實。
在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贊賞的。在我的記憶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獲》雜志連載,而后被不斷地出版、轉載、報導,成為中國各大城市的重要暢銷圖書,甚至出現在幾乎所有的中文網站和雜志上,與魯迅和林語堂的作品一道成為現代散文的經典之作。一時間,大有不讀余文,羞談文學之風。果真是這樣嗎?讓我們以他的《文化苦旅》為例,看看歷史和文學在這里是怎樣結構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們可以透徹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話語策略,那就是透著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的傳統“愛國主義”(也即“民族主義”,這正是該書發行時面臨的一種流行思潮),而后在這引導下進入深度操作的層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個奠定民族主義基調的重要篇章,它確立了整部書的話語(價值)姿態:王道士以他無知和貪婪出賣了中華文化的瑰寶“敦煌石窟藝術”珍品。這種道德化的母題和“故事”完全符合大眾的“民族主義”走向。不僅如此,作者還使用了一些煽情主義話語記號來強化這種戲劇性的效果,如“傷口”、“滴血”、“下跪”、“懇求”乃至“哭泣”,所有這些意象或獨白都展示了一種露骨的煽情技巧。盡管它從文學技巧上看相當笨拙,但在中國的讀者市場卻是雙重有效的,即點燃了讀者的歷史怒氣,又使之產生了對作品乃至作者的無限鐘愛,這樣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運用歷史隨筆與情感化的敘述方式,引發了大眾的閱讀回響。盡管人們并未從這些歷史詮釋中獲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歷史中的傳統價值和現代生活的斷裂,獲得了某種修復,舊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眾之手的親切撫摸。那么,在當時所謂“建構大中華文化圈”的大漢民族主義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陸、臺灣乃至世界各地華人知識分子讀者的響應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場化的包裝上存在著“媚俗”過火的問題。它太過矯情。再以“王道士”一文為例,由于愛 “寶”心切,作者竟打算給道士“下跪”,而為了敦煌經卷的一次虧本的“出口貿易”,作者想為此“大哭一場”。這種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之中,一方面則試圖向大眾或市場尋求最大限度的認可,這兩者最終發生了統一。沒有任何一種統一比這一種看起來更為古怪。
與詩歌相比,中國散文在其歷史進程中始終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詩歌與小說的話語殘渣,堆積在文學史的邊緣,成為每個時代主流話語的底襯。長期以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筆觸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盡管獲得了城市市民的熱烈掌聲,其局限卻是不言而喻的。對于一個充滿著闊大意象的中國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種日用文化綴品。這就為所謂“大散文”誕生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長“大”,需要更為“大氣”的構架和運作。
在我看來,余進入歷史和政治話語領域是一個錯誤。他旅行于一個他完全不能駕馭的領域,并陷入了闊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擔憂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陳舊的話語體制,正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里緩慢地崩潰。我們應該注意到,所有出現在這些懷舊書頁中的言說都是一種挽歌,哀悼著所有正在隨風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傳統。余文并未讓歷史向我們開放并成為我們的,恰恰相反,它顯示了一個舊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從于陳舊的歷史闡述和歷史語法,同時又沉醉在一些細小的話語改造之中,而這樣的文本無疑無法成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應當從這思想的迷津中徹底解放出來,散文應當終止這種緊張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佇立、安坐或躺的舒適狀態。在一個高速運轉的超級資訊時代,散文完全沒有必要成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輕小”應當成為散文的常態,而“娓語”才是當代散文的主流。無關乎深沉和淺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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