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的爭吵童話作文參考
15年以來會期最長的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十三五”進行了布局，得到了“新常態”的共識，明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解決方向，并通過“五大任務”的部署讓改革落到實處。
萬事開頭難。
2016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是向著“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沖刺的關鍵一年。我們面臨著國內外怎樣的經濟形勢?未來一年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在何處?如何落實“十三五”規劃?帶著這些問題，從2015年12月18日到12月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了足足4天，這也創下了自2000年以來，會期最長的紀錄。
“十個方面”發力
2015年12月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告發布。與2014年的公告相比，“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表述依然未變。不同的是，2014年的“總基調”之后，接著的是“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而2015年的“總基調”之后，接著的是“堅持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
“從表述上就能看出，2016年的經濟形勢將比2015年更加嚴峻。整體經濟必須忍受結構調整所帶來的陣痛。”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副局長王加春說。
正如會議所指出的，這是繞不過去的歷史關口，抓緊做好工作，就能順利過關。會議提出了經濟發展、穩定增長、宏觀調控、產業結構、城鎮化、區域發展、生態環境、民生、資源配置、對外開放十個方面的“更加注重”，明確了新常態下的工作重點。
自建國以來，中國經濟就開啟了不斷加速的奔跑模式，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取得的成就之多，都是前無古人的。然而，中國經濟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加速跑后，出現的不良反應開始逐漸顯露，比如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階層固化等，這些問題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大多被光鮮的數字所掩蓋，或被認為是次要問題而擱置。
就像面對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現負增長，大批農民工返鄉，經濟面臨硬著陸的風險。“4萬億”刺激計劃進一步拉動內需，盡管維持了GDP增速，但并沒有切中中國經濟的肯綮之處。
因此，金融危機讓我們認識到，依靠投資、出口拉動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存在巨大的風險。雖然奔跑的速度快，但是如何增強體質、抵御風險，就需要形成新的認識、新的邏輯。
“會議認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這是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斷。”
供給側——瞄準改革新方向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經濟新常態調控思路的重大創新。如果說上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點提出和闡釋了“新常態”的話，那么這次會議的著力點則放在了新常態下應該“怎么干”。
與供給側相對應的，就是需求側，這也是30多年來中國經濟管理的主要思路。在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驅動的經濟發展思路中，一旦經濟增長有波動，那必然是投資沒跟上，或者是消費疲軟，或者是出口下降。于是，解決方法或者是加大投資，或者是刺激消費，或者是貨幣貶值增強出口。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就曾指出：“十二五”期間，中國一直實行擴大內需的戰略和政策，但目前經濟還在下行，工業品的價格在持續下跌，企業效益下滑，“顯然這些問題已經很難再用需求不足來解釋了。”這就使中國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可能是結構性問題，而非周期性問題。針對結構性問題，不能用解決周期性波動的宏觀政策去應對，而要采取結構性改革去化解。
那么，“需求側”是否就不再重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的同時，也要照顧“需求側”。
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左小蕾分析，供給側改革其實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減少不合理、沒有市場、沒有發展動力的產業的過剩供應，另一方面是扶持有市場需求、合理的產業的供應，如養老業。兩方面必須同步進行。
“五大任務”讓改革落到實處
得到了“新常態”的共識，明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解決方向，從哪些方面著手落實呢?
“會議認為，2016年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結構性改革任務十分繁重，戰略上要堅持穩中求進、把握好節奏和力度，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在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方面，會議提出要妥善處理保持社會穩定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關系，盡可能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做好職工安置工作，同時要求嚴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產能過剩。
在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方面，會議提出要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打出“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社會保險費、企業財務成本、電力價格以及物流成本。
面臨經濟形勢下行，中國實體經濟感受到巨大的壓力，而以資本市場和互聯網金融為突出代表的虛擬經濟呈現出空前活躍的發展態勢。王加春表示，實體經濟是解決百姓就業、穩定收入來源的最有效的途徑，資本過度集中在虛擬經濟，而沒有進入實體經濟，造成了畸形的經濟結構。因此，要降低企業財務成本也就成了重中之重，“金融部門要創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環境，為實體經濟讓利。”
在化解房地產庫存方面，對于“去庫存”任務，會議只提到了“化解房地產庫存”。化解的重點顯然不是在樓市火爆的一線和二線核心城市，而是在廣大三四線城市和部分冷清的二線城市。
本次會議提出，“要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同時還提出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降價、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等方法。”讓“去庫存”與城鎮化結合起來，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加快農民工進城落戶，加大城市房屋租賃市場建設。
對此，王加春還認為，對于一些旅游城鎮的房產庫存，還可以鼓勵一線城市居民去投資購買，而這還需要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的進一步支持，比如今后將面臨的房產稅問題。
在擴大有效供給方面。“有效”是關鍵，會議從精準扶貧、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升級、培育各類創新、提高投資有效性、加大投資于人、落實農業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等多角度提出“補短板”的新路徑。
國內對于高質量產品與服務的需求還是很大的，“海淘”現象就說明我們的供給端還跟不上人民的需求。今后改進資源配置的效率，而這就需要企業技術升級改造。王加春表示，扶貧也是一樣，不能是形象工程、弄虛作假，要精準到每一村、每一戶。“這些都是我們粗放式發展的‘欠賬’。”
此外，加大對人的投資，是一個全新的提法。我們國家的人口數量全世界第一，但總體上看還是“簡單勞動力”偏多，人才特別是高素質人才偏弱，人力資源結構“轉型升級”也迫在眉睫。
在防范金融風險方面，會議提出對信用違約要依法處置，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強全方位監管等任務。
金融領域正受到產能嚴重過剩、企業效益堪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清理等中國實體經濟中問題的影響。“從大的角度來講，社會政策要托底;從小的角度來講，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就不會引發太大的經濟問題。”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指出，當前中國確實面臨銀行不良貸款、證券市場波動等金融風險，但官方的目標十分清晰，即在妥善處理局部金融風險的基礎上，避免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甚至引發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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