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老師的信300字
我從小生活在浙江杭州，高中畢業的時候正好趕上89年的學潮，父母怕世道不穩，留在身邊比較保險，好說歹說把我留在了杭州上大學，最后選擇了浙大材料系。比起高中階段來，四年的大學生活讓我失望，特別是在人文教育方面。或許是社會大環境使然，當時的大學校園里正興起一陣某種程度上的讀書無用論，比起學習成績來感覺校方更加注重政治表現和社會實踐，因此每天晚上去教室自習的學生并不多。比起八十年代大學校園里興起過的“文學熱”、“哲學熱”來，我們這批九十年代大學生經歷的是“經商熱”和“出國熱”，其結果是，比起喊出“振興中華”口號的上一代大學生來，我們這一代更加注重在國家體制允許的范圍內，追求個體價值和經濟自由。
大學畢業后我被保送到本校物理系讀研究生，導師是當時剛留校的青年教師陳昂，研究生階段我主要從事高溫超導材料的制備并對一些基本物性進行計算模擬，同時準備托福和GRE考試，打算去美國讀博士。兩年后，由于申請美國大學的結果不理想，轉而想到去科學院繼續深造。當時有同學在理論所讀博，向我強烈推薦蘇肇冰先生，我于是就給蘇老師寫信，表達了想報考的愿望。很快我就收到了蘇老師的回信，在信中他婉拒了我的報考，勸我選擇其他導師，理由有兩點，1)他當時正擔任理論所的所長，行政事務比較繁忙，怕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指導我;2)我的本科專業不是物理專業，攻讀理論物理的博士怕基礎不夠。收到信后，我自然很失望，馬上回信解釋，關于第一點，我給出的理由是我當時已經能比較獨立地開展科研，并已經獨立寫完一篇論文，已經正式發表;關于第二點，我說在大學階段我同時輔修了物理專業，四大力學都在物理系上的，并參加了考試，所以理論基礎不會比物理專業的學生差。或許是我的執拗引發了他的好奇心，蘇老師同意我去北京參加考試。他出的考題果然比較難，兩個小時的時間勉強夠用，我現在還記得其中的兩道題，一道是利用路徑積分原理推導協振子體系的傳播子，另一道是推導一種格點自旋模型的自旋波色散關系。好在我做了較為充分的準備，每道題都做完了并且感覺挺好。筆試之后是面試，蘇老師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他先問了我幾個基本概念的問題，我都答的挺好。于是他很困惑地跟我說，你的物理基礎還不錯啊，怎么筆試的時候最后兩道題都空著做不出來。我大吃一驚，說我都做出來了啊，不過沒寫在考卷上，因為怕寫不下都寫在了考卷的附頁上并上交了。蘇老師說附頁是用來做演算草稿的，所以他沒看，聽我一說他趕緊去科教科把我的考卷調出來看了，幸虧所有的附頁都在，蘇老師看了以后表示滿意，轉而警告我說以后考試如果再有類似情況必須在正式考卷上注明。不過這是我求學生涯的最后一次考試，雖然一波三折，結果卻很不錯，我被理論所正式錄取，并將在蘇老師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
1996年早春，我來到北京中關村，開始了科研生涯中一個重要的階段。在中國科學的發展進程中，九十年代可以說是一個短暫的低谷，由于受到經濟大潮的沖擊，科技人員在舊有的體制下，生活待遇極大地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科研經費也嚴重不足，造成大批活躍于一線的科研人員以各種渠道出國，有辭掉國內的職位去國外工作的，也有雖不辭職但長期在外訪問的，這是當時科學院各研究所的普遍情況，在國內留守的大多是50歲以上較為資深的科學家和我們這些30歲以下的研究生，年富力強的中生代科學家嚴重缺乏。這種情況是相當令人擔憂的，大家可以參照一下現在的俄羅斯和烏克蘭科學界，跟中國九十年代的情形非常類似，大批的科學精英長期滯留在國外工作，國內的研究力量迅速萎縮，最后連Kitaev這樣的科學奇才也只能離開朗道研究所去美國工作。在這種形勢下，對理論研究來說還能勉強維持，對實驗研究的打擊更是毀滅性的。去年物理所跟俄羅斯科學院金屬所、莫斯科大學等單位聯合舉辦了一次中俄凝聚態物理雙邊會議，參會的俄羅斯代表清一色是做理論的，問起原因，他們說是由于基礎科學的實驗研究在俄國現在的形勢下很難開展，許多做得很好的實驗組因無法獲得經費支持而只好關門大吉。我想科學院在20年前開始啟動百人計劃，以有限的財力物力優先支持一部分正處于事業巔峰期的科學家回國工作，就是試圖扭轉這種令人擔憂的形勢，解決中國科學發展中人才斷層的問題。
言歸正傳，現在回想起來，我在理論所讀博士的三年，是我的學術生涯中最關鍵的時期，為我今后的發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我的導師蘇肇冰先生，天生一副嚴峻的表情，初次見面的人特別是學生，對他總有些害怕。不過熟了以后很快就發現他是一位極有耐心的導師，很會帶學生，特別擅于因材施教，注意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和獨立工作能力。在理論所的三年，在科研上真正感覺到了如魚得水，痛快淋漓，這也是我后來選擇回到科學院工作的最重要的原因。在這期間，蘇老師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我想在博士階段，導師不可能手把手教學生技術上的東西，這些自己看文獻就行，能傳給學生的主要是科學上的品味和對物理實質的深刻理解，除此之外導師還應該用自己強大的人格力量和豐富的精神世界去影響學生，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科學價值觀和判斷力。而這種價值觀和判斷力的傳承，才是維系科學文明最重要的環節，在這個意義上導師的身教遠遠重于言傳。我感到非常幸運的是，蘇老師正是這樣一位值得尊敬的科學家，他在科學上的嚴謹和深刻，是我終生努力到達的目標。直到現在，當我向他介紹最近自己的工作時，心里都不免有些惴惴不安，怕他看不上這些工作，而不管這些工作在哪里發表，已經得到了怎樣的引用。
當時在蘇老師的組里有七八名研究生和博士后，包括胡江平、易亞沙、田琳、史曉蕾、錢鐵諍、嚴大東等，現在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內都發展得很好，其中江平還成為了我在物理所的同事。每周的組會都是學生自己組織，講凝聚態理論各個分支的最新發表或者是經典的文獻，常常會引起熱烈的討論，延續幾個小時，有時候蘇老師會偷偷進來，窩在會議室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聽一會兒，然后再悄悄離開。而當我們遇到暫時不能解決的問題時，蘇老師從不直接給出答案，總是推脫自己記不清了，但是這里有幾篇他以前看過的文獻，你們可以去讀一讀。這種自由而熱烈的討論氣氛，再加上擅于引導和啟發的導師，的確非常有利于年輕人的成長，現在回想起來，讀博的那三年，是我學東西最高效的時間段，為今后學術上進一步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博士論文的工作方向主要集中在高溫超導電性理論和強關聯電子體系，這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課題，主要原因在于相關的實驗和理論研究浩如煙海，致使新入門者往往容易迷失在現象與爭論的迷霧之中。因為我碩士階段做過高溫超導材料的生長工作，對其中基本的實驗現象有些了解，所以上手還算比較快。90年代后期學術界各種高溫超導的理論已經提得很多，呈相對飽和狀態，而實驗的進展則是突飛猛進，一些最先進的實驗手段由于受到高溫超導研究的推動而迅速發展、成熟起來，如角分辨光電子能譜、低溫掃描隧道電子顯微技術等等，于是理論界關注的焦點是能否系統地解釋這些最新看到的實驗現象。我們開展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利用RVB理論，試圖在平均場近似下解釋當時ARPES在高溫超導材料欠摻雜區觀測到的費米面特性。由于這個工作，我跟于淥老師有了合作。于老師是另一位在博士階段對我產生重大影響的老一輩科學家，他當時受科學院派遣，長期在意大利國際理論物理中心工作。我第一次見到于老師是在96年的夏末，當時我已經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結果，正好碰上于老師回所，他就讓我跟他講講。于老師那年剛滿60，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一些，至今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討論的一些場景，他主要談了關于高溫超導材料欠摻雜區費米面演化的研究歷史和他對這一問題的許多思考，并且結合到我做的計算，提了許多想法，而我則趁機了解了許多關于這一問題的深刻背景。于老師給我的最深刻的印象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陽光，我們現在常說陽光大男孩，其實老年人一樣可以活得很陽光，那種坦蕩和開放，即是一種學術態度，也是一種人生境界，來自于廣博的知識積累和深刻的人生體驗。
在博士的第一年里我就完成了兩個工作，都在Physical Review B上發表出來，此后我開始對高溫超導體的電子結構問題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并與許多人開展了討論。除了蘇老師和于老師以外，我和當時理論所的虞躍、北師大的馮世平等都有較深入的討論，從前輩們身上學到許多東西。在90年代末期，中國科學家們在凝聚態物理領域內整體上尚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其一是缺乏關鍵性的實驗手段，其二是大量的人才外流導致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青年科學家嚴重缺乏。從96年開始，中科院開始啟動百人計劃，確實在短期內就看到了初步的效果。在高溫超導和強關聯物理領域內，向濤、聞海虎、王楠林等都是早期受百人計劃資助而回國工作的。他們的到來，大大加強了國內超導界的研究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合作與討論。其中向濤回國以后來到理論所工作，從我博士階段的后半段起，他成為我的主要合作伙伴，我們一起完成了有關規范場漲落效應、預配對電子的實驗可觀測效應等一系列工作。向濤是一位非常注重個人風格的研究者，他的幾乎每篇文章都帶有干凈利落的個性化烙印，特別是他對計算和推理精確性的追求以及簡潔明快的物理美學，簡直成了他的個人名片，但有時候這些卻很難在凝聚態物理，這一復雜體系中得到完美的實現。我們之間的討論常常會演化為頗為激烈的學術爭論，有時候甚至讓參加討論的蘇老師大呼吃不消。正是通過這種爭論，使大家對許多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新的想法。我們之間這種亦師亦友的合作關系一直保持到我在香港科技大學做完第一期博士后。
1999年初夏，我順利地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從理論物理所畢業了。畢業的時候的確非常留戀理論所良好的學術環境，如果各方面的條件允許真想推遲一年。畢業以后我先到香港科技大學做第一期博士后，合作導師是吳大琪教授。大琪是我見過的理論物理學家當中思維速度最快、跳躍程度最大的幾個人之一，所以剛開始跟他討論的時候，我總是竭盡全力才能勉強跟上他的思路，半天討論下來往往有腦部缺氧的感覺。后來明白，這種理論思維的快速程度跟兩個因素有關，第一是知識的廣博程度，也就是對文獻的掌握程度;第二是平時想過算過大量的問題，這些都潛伏在大腦的深處，討論的過程不過是把這些記憶調出來而已。在我的學術生涯中結識過許多國際一流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想過的問題比算過的多，而算過的問題又比最后發表的多得多，換句話說就是他們的強大不完全體現在文章發表和被引用程度上，而且越到職業生涯晚期這一點體現得越明顯。我在香港科大的研究課題主要是介觀物理和可能的量子玻璃態，特別是后者是一個很瘋狂的想法，主要是想在路徑積分的理論框架里探討是否存在玻璃態的量子版本。我記得當初花了許多時間試圖建立一個replica近似下的平均場理論，雖然最后沒有成功，但從中學到了很多，包括經典玻璃態理論和場論方法在無序系統中的應用等。有時候一個不成功的課題可能帶給你更多的收獲。
在香港科技大學做完了第一期博士后以后，我得到了去美國繼續研究工作的機會，先是在波士頓學院工作了大半年后，又被合作導師汪自強教授推薦到新澤西的Rutgers大學跟鼎鼎大名的Gabi Kotliar教授做研究。他是當時凝聚態理論領域內公認的幾個天才科學家之一，在強關聯體系電子結構研究和高溫超導理論發展等幾個關鍵的領域內，都做出過很突出的工作，如高溫超導體的d波對稱性、Hubbard模型的奴役波色子理論等，而他到目前為止影響最大的科學貢獻，還要數跟法國科學家Antoine Georges一起發展的動力學平均場理論，這一理論框架的提出很大程度上開辟了強關聯材料電子結構計算，這一重要的研究領域。我剛到Rutgers大學的時候，正趕上將動力學平均場方法從模型研究推廣到實際材料研究的熱潮。當時的背景是這樣的，動力學平均場方法自從八十年代末被提出以來，經過90年代的發展，已經比較成熟，但這種成熟是對于較簡單的模型體系而言的，一般涉及到的能帶數目不超過兩條，而要推廣到實際材料的話，就將面對起碼5，6條甚至十幾條能帶的復雜問題。所以當時Gabi給我的研究課題，就是開發真正能用于實際材料計算的量子雜質求解器。由于在博士期間就對動力學平均場方法非常感興趣，也自己動手寫過簡單的實現程序，所以我上手很快，馬上就進入了狀態。在來Rutgers大學前，我的工作主要是以解析手段為主，基本沒有涉及到大規模科學計算，所以在這期間我還經歷了從解析研究到計算研究的轉型。對解析研究而言，其具體過程相對獨立性較強，合作者之間主要是討論方法和結果，在具體過程中需要協作完成的情況較少。而對于像LDA+DMFT這樣的科學計算，研究過程中不同研究者之間的協作是至關重要的，這種協作包括在他人已有程序基礎上的二次開發改進、前后計算流程之間的銜接配合以及數據結構的統一規范等。這就要求研究者必須具有很強的溝通能力，協調能力和快速學習能力，這三個方面的能力決定了一個研究者是否能成為我們所謂的“Team worker”，即團隊科學家。現在回想起來，在Rutgers大學工作的2年多時間，我在團隊合作方面獲益良多，特別是學會了如何跟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學家們協作展開研究。
我在Rutgers大學工作期間的合作導師Kotliar教授，是一位非常有個性的科學家，他對學生和博士后的要求非常嚴格，而且耐心有限，所以跟他工作的學生和博士后們往往要經歷一個比較痛苦的磨合期。我也不例外，不過我很快找到了和他討論問題的正確方式，特別是當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不要試圖用言語去說服他，用他的話說我們能想到的他N年前就想過許多遍了。于是我就盡量只用事實說話，記得我剛到Rutgers不久，就在一個問題上爆發了爭論，彼此都不能說服對方，并且雙方都有了些火氣，一度感覺很沮喪。好在后來我冷靜下來，每次討論前，都準備大量的計算結果，各種圖表，在大量數據的基礎上一步步證明了我的想法是對的。令我非常感動的是，問題搞清楚了以后，Gabi特別開心，此后常常對別人提及此事，毫無掩飾地說自己一開始想錯了，是“Xi”找到了正確的方式并說服了他。跟Gabi交往的時間越久就越喜歡他那種單純而直爽的性格，并隨著年齡的增長對他的理解和敬重愈發加深。理論物理學家出成績的黃金期大概就在30-50歲之間，其實不長，所以人生苦短，采取最直接的方式也許能使自己的職業生涯更加高效。
在Rutgers工作期間，我還從同事Sergey Savrasov那里學到很多東西。Sergey(中文通譯為謝爾蓋)是國際上有名的密度范函方面的專家，尤其是在LMTO(線性Mufftin軌道近似)方法方面，我的密度范函方面的本事一多半是他教會我的。在Rutgers大學工作期間，我們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并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關系至今。謝爾蓋原籍俄羅斯，大概屬于偉大的俄羅斯物理學派培養的最后一代傳人，可惜時運不濟碰上蘇聯解體，只好留連海外，先是在德國工作多年最后還是在美國永久安頓下來。相似的經歷和長期的合作使得我們之間惺惺相惜，情同手足。記得有一次在Sergey家開party，來了許多薩沙、伊戈爾和謝遼沙們，大家一起回憶了許多俄羅斯物理學派的往事，如金茲堡組織的莫斯科學術講座、郎道研究所的興衰等，當然按照俄羅斯的傳統喝酒是免不了的，最后我都不記得自己是怎么回酒店的。
在Rutgers工作期間，我第一次發表了在國際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的工作，就是利用LDA結合動力學平均場方法計算了金屬Pu在delta和epsilon兩個相的聲子譜。金屬钚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核材料，但同時也是最典型的強關聯材料。所以當LDA+DMFT方法提出以后，能否預言典型的強關聯材料如钚金屬等的關鍵物性，就成為了這種方法是否可行的試金石。當我2002年加入當這個課題組之前，Savrasov和Kotliar等已經利用LDA+DMFT方法得到了大致可靠的電子結構，這大大增強了大家的信心，下一個目標就是金屬钚的力學性質，我正好在這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加入進來，于是就有幸作為主要成員之一跟Savrasov和Kotliar等一起完成了這項工作。更為令人興奮的是，在我們的理論計算發表后不久，美國livermore國家實驗室的科學家就用中子散射實驗證實了我們的結果。所以這個工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但給钚金屬的理論計算開辟了新的途徑，而且還表明LDA+DMFT不僅僅可以用來解決電子結構的問題，它同樣可以應用在材料力學性能的計算上，給LDA+DMFT方法的應用開辟了一大片嶄新的領域。
2004年初，當我在Rutgers的工作合同趨于結束的時候，我面臨著找永久性工作的問題，因為博士后畢竟是臨時性的工作。當時我大致上有三個選擇，一是回國工作;二是在美國找tenure track的職位;三是繼續留在Kotliar的研究團隊里做研究助理，但并不是永久性的職位。由于我的教育背景主要是國內的，對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并不熟悉，再加上我在美國物理學界認識的人也不多，這都決定了我不太可能在美國知名的研究型大學中找到教職，而由于我對科學院特別是理論物理所和物理所等都非常了解，我覺得哪怕最后勉強在一所比較一般的美國大學中找到工作，其研究環境和學術氛圍都遠遠比不上科學院。所以當時從自己的學術生涯發展的角度看，最好的選擇當然是回科學院工作，但當時科學院研究員的待遇整體上還很低，而且我從科學院畢業也已經5年了，對最新的情況也不太了解，于是最后折衷了一下，選擇接受香港大學物理系的邀請去那里擔任研究助理教授。
在港大我的主要合作者是張富春教授，富春是華人物理學界的又一個傳奇，如果說在華人物理學界要找一個人來講勵志故事，那么沒有人比他更合適了。富春的青年時代正好迎面撞上文革，等一切結束時他已經30好幾，才開始讀研究生，將近40歲時才博士畢業，也許是命運對他的補償，被推遲了整整10年的職業生涯卻是一路精彩，特別是他與T.M. Rice教授一起提出的“Zhang-Rice”單態的概念，成為了構建高溫超導理論的重要出發點之一，影響了幾代凝聚態理論研究者。富春的人生經歷既折射出個人命運在時代大潮面前的渺小與無力，同時也體現了那一代華人科學家特有的異乎尋常的頑強與堅韌，就像在巨石的夾縫中開出的鮮艷花朵，令人贊嘆不已。從富春那里我學會了很多，最重要的有兩點，其一是崇尚簡潔古樸的物理美學思想;其二是如何與國際學術界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學家們協調溝通、保持良好關系的能力。這些都讓我在此后學術生涯中受益匪淺。
在港大工作期間，我還跟中科院物理所的方忠研究員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合作關系，我們之間無論知識結構還是學術風格都呈互補，所以互相都有如魚得水的感覺，良好的合作一直延續至今，后來我們一起投入到有關拓撲絕緣體的研究熱潮之中，并完成了一系列頗有影響的工作。兩年之后，我欣然接受物理所的邀請，在科學院百人計劃的資助下來到所里工作，也算是回到了當初啟航的地方。從那時到現在，又是八年過去了，這段時間無疑是我職業生涯最黃金的時期，現在回想起來，感覺自己是幸運的，在關鍵的時間做對了選擇，把最好的自己，放在了一個最適合的學術環境里，當然這首先要感謝中科院百人計劃的支持。今年是百人計劃實施20周年，從我一個基層科研工作者的角度看，這一人才計劃是非常成功的，以物理所為例，目前所里公認的中青年研究骨干和學術帶頭人幾乎清一色是通過百人計劃引進的。近年來，蒙領導信任，我得以參與到所里的人才引進工作中來，而百人計劃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內容。總結一下百人計劃成功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有三條，一)堅持放權，充分信任和尊重基層科研單位的學術判斷能力;二)堅持側重發展潛力的人才標準而不是片面關注已有的學術成績;三)堅持以學術能力為主要判斷標準，不搞學術上的出生論，這點值得現在的千人計劃加以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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