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西湖之春”國際少年兒童書法大賽征稿啟事
剛剛落幕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公報中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官德，即為官之德，為政之德，其本質意義上是一種職業道德。由于官員執掌的是國家公權力，其執政為官行為對社會具有更廣泛的影響，特別是近現代以來，國家政治的發展使得執政黨政治權力和政府行政權力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因此官德不能被視為普通的職業道德，而應是一種比普通職業道德要求更高的行政道德。
“為政以德”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理念訴求
所謂“官德”，是指官員從政所需遵守的行為規范與準則，主要是指對個人道德行為、操守方面的原則、規范和要求。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很早就提出了有關從政道德的相關理念，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從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所提出的民本和仁政思想，事實上已不難看出“以人為本”的初始輪廓;道家提出的崇尚自然和不爭的思想主張，也體現出為官的一種境界;法家倡導以“法”作為官吏執政標準，則反映出尚法不尚權的“公心”思想。可以說，奠基于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源流中，對于官德早已有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且這一思想沿亙幾千年，至今仍有深刻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官德思想，反映出中國封建政治文化體系雖以君臣政治為中心但重視民本的思想基礎。雖然說他們是站在統治階層的立場來構建其思想體系，與近現代西方興起的“民主”觀念大相徑庭，但毫無疑問，這一思想依然具有難能可貴的價值。不可否認的是，其整體訴求對于我們今天凈化官場風氣、提升官員道德境界、嚴格官員管理，維護社會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強化道德自律與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同樣重要
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大了懲治的力度，強調老虎蒼蠅一起打，一批官員紛紛落馬。如何將對公職人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的非制度約束如道德自律進一步強化，也就是說，在新的社會發展時期應該如何樹立領導干部的“為官意識”即“官德”意識，同樣是治理、凈化官場風氣、實現廉潔從政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從本質上講，廉政既是一種制度約束，同時更是一種道德自律。因此，既表現為一種制度現象，它可以指向諸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等等成型的或不成型的制度不足，同時也具有極其明顯的倫理學特征。因為任何一種制度都屬于外在的約束，而主體則具有非常明顯個人化、主觀化特點，并基于人的“欲望”與“德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主觀能動性”問題。雖然說，基于人性中固有的弱點，我們不能完全把權力行使過程中的約束機制建立在人的道德自律基礎上，但缺乏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單純性制度約束，也同樣是軟弱的。
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核心在于人的道德自律，這種自律上升到理念層面，不僅可以使人明辨是與非、對與錯、正義與非正義，更能夠激發人從內心和行為上主動去踐行的力量和勇氣。道德是信仰的形式之一，而信仰這種精神形式的特征，在于把某種價值信念置于思想和行動的統攝地位上，成為價值意識的活動中樞。只有在重視制度建設的同時強化道德、理想、信念的教育，反腐倡廉才能具有更加堅實的社會文化基礎。
借鑒傳統文化，準確把握新時期官德的時代特征
當代我國新型官德或者說從政道德，是從事政治和行政管理工作并具有一定政治權力或行政權力的領導干部應當遵循的道德規范和應有的道德素養，是一種集政治道德、職業道德、角色道德為一體的復雜的、特殊的評價標準體系。其特征表現在:
首先是嚴肅的政治性。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應當具有的政治立場決定了他的職業角色必須要具備堅定的政治信念。體現在官德上，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道德觀與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與改革實踐相結合所形成的政治規范指導下的道德規范，與一般道德規范所不同的就在于，它不完全是自律性要求，而具有特殊的強制性，也就是黨員領導干部的黨性原則決定了他首先要具備共產黨員的先進性，是代表人民，代表執政黨在行使國家權力的。在這個意義上，對其權力的制度性約束，對其道德素養的規范要求應當高于普通的國家公職人員，而黨的紀律中的很多道德性要求就充分體現出這樣一種原則。
其次，官德在不同的社會發展時期具有不同的時代特征，但其本質上的基本規范則是相對穩定的，即對權力的約束。在時代變遷過程中，我們既要傳承和借鑒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視道德修養尤其是官員的道德修養，強調修身立心，率先垂范的優良傳統，又要摒棄傳統文化中封建專制的糟粕，如官本位意識、作風、宗法思想、等級觀念等許多與時代發展不相容的東西。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傳統的、舊有的價值體系被打破，新的價值觀系統形成需要一個創立與磨合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階段，社會缺乏共同的被普遍認可的基本價值，行為的道德約束被大大弱化。正是因此，社會道德體系的重建尤其需要權力道德體系的重構，在這個意義上，探索與重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官德思想的時代內涵就更具有迫切性。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條件下官德思想的時代性突出體現在它的法治特征上。法治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要求，法治不僅是全社會需遵循的基本規范，更主要體現在依法行政即權力的行使規范上，因此，新時期官德思想必然要緊扣這樣一個時代主題。通過法律的形式將國家公職人員必須遵守的道德操守作為立法規制的對象，明確規定國家公職人員從事公務活動的一整套道德行為標準，研究制定規范國家公職人員從業道德的《從政道德法》，將國家公職人員最基本的道德和倫理要求上升到法律的層面進行規范，同樣也是健全我國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
第四，新時期新型“官德”的養成需要自律性與他律性的辯證統一。“官德”的核心是“德”，而“德”是一種高層次的道德內化，是行為者本人自覺自愿的意識和行動。他律作為社會對于官員從政行為的制度性約束，無疑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但只有將他律的外在性規范真正轉化為官員的內在自覺，使得他們從內心深處真正認同這一行為準則，他律才能自覺轉化為內在的自律，完整意義上道德力量的作用才能實現。當然，這樣一種他律與自律的內在統一無疑是高標準高要求的，不能完全作為普遍性原則。但是，對于國家公職人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干部來說，一方面要以黨性的高標準來嚴格要求其職務行為，另一方面要通過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培育他們樹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具體到當前反腐倡廉工作中，既要從精神上激勵黨員干部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亦不能簡單地用過于空洞的道德目標去進行機械化的說教;既要以制度的力量而不僅僅是清規戒律去約束公職人員的權力行為，又要關心、體諒他們在社會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實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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