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表妹初中生作文（精選41篇）
科技是社會上習慣于把科學和技術連在一起，統稱為“科技”。實際二者既有密切聯系，又有重要區別。 以下是“科技名人小故事”，希望能夠幫助的到您！
中國科技名人故事【1】
在人們的印象里，科學家應該都是象牙塔里的幸運兒，文質彬彬的科學家們帶著眼鏡，穿著雪白的大褂，在儀表閃爍的實驗室里做著各種奇妙的科學實驗。這的確是現代科學實驗室里的景象，而且也的確有很多科學家在這樣的工作環境里為科學做著貢獻。
不過老多還知道另外一些科學家，他們沒有什么先進的實驗設備，甚至連起碼的條件都很缺乏，可是他們卻也為科學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比如著名的女科學家居里夫人，她因和丈夫一起發現放射性元素釙和鐳而獲得1903年和191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而做出如此重大貢獻的實驗室，開始時卻是在一間上漏下潮的破舊棚子和一些極其簡陋的儀器。當然，老多今天要講的故事不是外國的科學家，而是咱們中國的。
上世紀初，在廣東粵東北客家山中有一家客家人，他家的.長輩們正瞧著一個赤著腳在田埂上到處亂跑的瘦弱的小男孩。這孩子雖然瘦弱但天資聰穎，家里人多么希望有一天這孩子能為他們光宗耀祖。
他沒有辜負長輩的期望，20歲那年居然考取了當時還很稀少的大學中的一所——國立南京東南大學(現在南京大學的前身)。這家人并不很富裕，整個家族好不容易為他湊足了盤纏，讓他踏上了求學之路。
進入東南大學物理系學習，4年的時間讓他從一個農村的土小子，變成了一個滿腹物理化學知識，能說外國話的學生。畢業之后經朋友舉薦，在南京謀了一個中學物理教師的職位。他以為職業生涯開始了。雖然吃粉筆末的差事并不很富足，但比起農村的生活那已經是天壤之別，本想就此安身立命，可誰知道生不逢時，當時正值北伐戰爭關鍵時期，硝煙彌漫，戰云密布，南京城里到處是孫傳芳的敗兵。一天在街上碰見一群正在搶掠的游兵，被嚇得魂飛膽散。而且他又染上了當時很難治愈的肺病，咳嗽都帶血，萬般無奈，向朋友借了盤纏倉皇逃回了廣東老家。
此時的中國可謂國難深重，民不聊生。就在如此慘淡的時刻，1920年中國的甘肅又發生特大地震，房倒屋塌死傷無數，震驚世界。當時在北洋政府地質研究所工作的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率人親臨現場考察。看到如此慘烈的地震災害，翁先生決計要在中國開展用儀器觀測地震活動的事業。他找到清華大學教授葉企孫，希望他推薦一個人來專門從事此項任務，沒有別的要求，只要是學物理的、英文好。葉企孫搜腸刮肚，突然想起他在東南大學任教時那個來自廣東的青澀少年正好符合要求，于是急發電報。
1927年倉皇逃回老家以后，總算交上一點好運，雖然不是衣錦還鄉，但大學生在粵北的農村并不多見，不久以后在縣中學當上了堂堂教務主任，并兼任物理和英語教師。1929年與自己一位善良的女學生結為連理，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妻子是富家小姐，經丈母娘的調養，肺病居然痊愈，小日子過得真是紅紅火火。突然間看到恩師的急電，一時不知所措。地震為何物，他一無所知，如何是好?新婚妻子說：“你去吧!”
于是，顧不上過春節，拋下懷著身孕的妻子，只身來到北京，從此便開始了他為之奮斗一生的地震研究事業。
1930年來到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受命，隨即被派往上海徐家匯見習地震觀測。那里有一個由外國人辦的地震觀測室，負責人是個意大利人龍相奇。誰知道一開始那個外國佬看不起這個來自廣東的傻小子，什么都不教，只是讓他熏煙紙(地震記錄用的)。不得已，只好自己到附近的圖書館看書，當對地震稍知一二以后，又向外國老師請教。外國佬看這個小子居然會問自己一些問題，大為震驚，于是開始給他講授一些地震觀測知識，并讓他進入自己的圖書館。可學了沒多久，卻又被急調回北京，建立中國人自己第一個地震觀測臺的事情在等著他。后來他與龍相奇成為好友，1934年他去美國帕薩迪納地震研究所做訪問學者時，龍相奇把他推薦給美國著名地震學家古登堡先生。
地震臺選址在離北京城四十公里以外西山的鷲峰上，那個地方現在都很少有人光顧，別說1930年了。那時的北京還是一個破爛不堪黃土滿天的城市，出了西直門就沒有洋汽車了，在西直門城樓下面有租驢的驛站，去西山或者騎驢或者坐黃包車，無論哪種交通工具往返北京和鷲峰之間都不止一天(現在開車從西直門到鷲峰大約需要1個小時)。而鷲峰之上更是荒涼，荒山野嶺上是一座破廟秀峰寺。破廟旁是當時一位著名的大律師林行規的別墅，林大律師慷慨地捐出一塊大約100平方米的地作為臺址。于是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個地震觀測臺建立起來了。在秀峰寺蒼松翠柏的環抱中地震臺的建設工作開始了。“忙了一個月，搞洋灰、鉆、銼、磨，甚至于打鐵也干了，最后總算把地震儀器裝起來。……”50多年后他這樣回憶道。
1930年9月20日國際標準時間13時02分02秒，鷲峰地震臺記錄到了第一個地震。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地震臺。
這個地震臺要什么沒什么，電是肯定沒有的，只能用蓄電池。所以他每個星期要騎著毛驢把電池背到幾十公里外的清華大學去充電。到了晚上更是凄慘，除了聽松濤的聲音，就是狼嚎。可他也會自娛自樂，從城里買了一架小型天文望遠鏡，支在屋頂上看星星。
不久妻子也來了，他們就住在林大律師別墅的一間耳房里，晚上一起聆聽松濤的聲音。
不久地震臺以國際通用格式編印的《鷲峰地震月報》和《鷲峰地震專報》便如期出現在全世界的地震觀測網絡中，到1937年，鷲峰地震臺已經成為國際一流的地震臺。而在這個期間，地震臺的工作人員除了他，只有另外一個由葉企孫先生介紹來的清華的技術員，他家就在山下的北安河村。
后來又發生了許多事情，比如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苦心經營了7年的地震臺毀于戰火。他和妻子逃難到了重慶。期間他忍受不了寂寞，和搭檔一起深入交通閉塞野獸出沒的四川、貴州、云南等地做地質考察，并做出攀枝花地區礦山的評價，解放后攀枝花成為一座著名的鋼鐵公司。在重慶躲避日本飛機轟炸的警報聲中，他又奇跡般地制造出中國造的第一個地震儀。這個中國造地震儀的原型甚至連罐頭盒都用上了，建國以后這個地震儀成為由他親手組建的中國地震觀測臺網最初的裝備。當然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也沒有幸免，反動學術權威是把他關進牛棚的罪名，60歲他戒了煙，可在牛棚里他又抽上了。1976年恢復了平靜，他也老了，于是他開始寫書《中國地震》，當寫完最后一個字以后，他病倒了，再也沒有起來……。如今他的銅像矗立在鷲峰地震臺原址。
這個科學家的名字叫李善邦，是老多的父親。老多之所以寫他，就是想讓大家知道，科學的道路是很艱難的，但也是十分快樂的，因為他們對自己做的事情充滿了熱情和興趣。在30多年前，當老多要離開北京去云南當知青之前，父親跟我說，你去那里會看到很多蝴蝶和熱帶昆蟲，回來以后你會成為一個昆蟲學家。老多沒有成為昆蟲學家，可是老多學會了如何學習，學到了很多、很多。
中國科技名人故事【2】
翻開竺可楨日記后頁的通訊錄，可見其朋友圈之精彩，似乎所有現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都與他有著往來。胡適、趙元任是與他同期的“庚款生”，陳寅恪是他的同學。還有中國科學社中的同人任鴻雋、楊杏佛等，每一個名字叫出來都響當當，或是中國近現代的思想先驅，或是某一學科領域的奠基人。
說起來，似乎那是個談笑皆鴻儒的時代，我們或許能從竺可楨及其所代表的現代意義上的第一代科學家身上，找到一些當時學人的共性及背后時代的特點。
§中西合璧的一代
“他是最早一代受過嚴格科學訓練。進而以科學的眼光來生活、來看世界、看社會的中國人。”這是王作躍對竺可楨的評價，對于竺可楨代表的第一代科學家，他認為他們是具有很扎實的國學基礎，又接受了嚴格的現代科學訓練的一批人。“之前的人可能國學基礎很好，但是沒有嚴格的科學訓練，后來的人現代科學訓練很好，但說實話國學基礎已經很難跟這批人比了。”
談到第一代科學家的共性，在他們身上西方自然科學和東方傳統文化做到了最強聯合，是所有學者都感悟最深的。竺可楨的國學功底深厚，能從古書、俗諺中找到證據與自己的氣象專業結合，為眾多學人津津樂道，1926年發表《論以歲差定〈尚書·堯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獲得學者徐炳昶“歡喜贊嘆，感未曾有”的評價，“以為必須如此才能配得上說是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這樣短短的一篇嚴謹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煙漲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他80多歲時完成的著作《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更是集其研究之大成。
這樣一批學人在國學和西學上實現了“1加1大于2”，對于他們的出現原因，散木給出的答案很直接：他們站在中國歷史和中國科學發展的轉折點。
這一觀點與樊洪業的想法遙相印證：19世紀20世紀之交，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大的轉折期——當時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清王朝不得不把維新變法里的主張以新政運動的名義推出來。
新政運動總的來說并不成功，但是在教育制度上取得了重要成果——興學堂，廢科舉，出現了留學大潮。“興學堂”打破了中國以往的教育模式，移植了日本的學制、教材，聘請了日本、西洋方面的教習，學的是現代的數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經法。而在此之前，中國推行的還是科舉制度，學的是儒學經典，講究的是倫理綱常，學堂除了教會辦的，就是洋務運動中推出的幾個，主要用于培養軍工、外語人才，中國自己的學堂非常少。
“原來是想學堂跟科舉制度并行前進，逐步廢掉科舉興辦學堂，到后來看人才培養實在太慢了，1905年就索性把科舉制廢除了。”樊洪業認為廢除科舉制度，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上給予多高的評價都不過分，現在人們對其意義還遠遠不夠看重：“通過廢科舉，整個教育制度改變了，中國人的知識結構就跟著改變了，中國人的腦子里原來都是‘詩云子曰’那一套，一下子變成要學數理化才有出路，畢竟倫理綱常對抗不了洋槍大炮。”
竺可楨生于1890年，義和團起義時大約10歲，廢科舉那年15歲，在此之前，他已在故鄉紹興讀了新式學堂。后來到上海求學，讀的是復旦公學與澄衷學堂，先后與陳寅恪、胡適同學，這幾位都是20世紀中國學術的領軍人物;再后來到唐山路礦學堂讀書，同學里有錢崇澍，是中國近代植物學的奠基人。1910年，剛滿20歲的竺可楨參加了庚款留學的考試，成為第二批庚款生。“清末庚款留學生以理工科為主，是當時留學大潮中造就的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杰出代表。當然也不止他們，譬如地學方面還有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是歐洲留學的代表，對中國現代科學發展的功勞也非常大。但總的來說，他們和竺可楨都屬于一個時期。”樊洪業說，他們身處學制改革時期，在年輕學習的階段趕上了這個潮流，與比他們年長的學人相比，他們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大不一樣。
踏上美國國土的竺可楨，在大洋彼岸前后呆了8年，受到比較系統的西方教育。而且他與其他赴美留學生趕上了一個好時機——20世紀初年美國引進德國學制，改革了美國的大學，此舉使得美國大學開始走向世界前列，竺可楨等留學生選擇的一些大學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竺可楨到美國后先到伊利諾伊大學攻讀農業，因為發現所學的東西與國內實情不同，所以轉到哈佛大學研究院地學系攻讀新興的氣象學，這兩所學校都是美國名校。
“關于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研究中有一句話叫積累優勢，每一個臺階都處在優勢上，就造就了諾貝爾精英。就中國第一代科學家而言，他們這批人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這個情況。”樊洪業總結了一下：“首先，這批人底子打得好，其知識結構又走在國人的最前面。他們出去后，學到的內容比如地學在科學最前沿，又適逢美國大學改革，很多的導師都是世界大師的水平。當他們學到西方的研究理論和科學方法后，結合自身的國學底子，再來研究中國的科學、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都非常具有開創性，其中的翹楚自然就成為大師了。”
在散木看來，第一代科學家是弄潮頭的那撥人，這批人中很少有人受到后來人們所認識到的某種“過度化”、“極端化”的“文明污染”，對他們來說，沒有經歷過科學主義、激進主義、后現代主義、平面化等過程，西方的.科學知識是簇新的，但是他們完全沒有被貌似“先進”的東西左右，而是取其長處，因地制宜。“盡管當時的科學尚未展現出其負面性，但竺可楨等人已經非常重視科學和人文的結合，避免彼此的負面，這個非常罕見。”正如王作躍所說，第一代科學家都不是死讀書的人，這源于他們強烈的自我意識，還有他們強烈責任感驅使下一顆學以致用的心。
“第一代科學家的知識范圍也非常廣，博學是他們的一個重要特點”，樊洪業說：“竺可楨那一代的學人出去學習的時候處處都感到新鮮，什么都愿意看，他和胡適看書都看得非常廣，從專業性書籍到醫學、文藝、政論無一不包。而且他們沒有陷在學校的課本里，經常參加各種社會活動、文化交流活動，跟各國人打交道，廣泛地吸取國外的東西。”
1910年第二批“庚款生”于北京合影，立者一排左5為竺可楨，第3排左一為胡適，后數第三排有箭頭所指者為趙元任。
§時代烙印下的救國心
“評價人如何，離不開背后時代。所謂時勢造英雄，那樣一個時代造就了他們這樣一批英雄，這些英雄們各自在不同領域甚至在整個國家建設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樊洪業說，20世紀之前，中國已出現了零星的科學家，有歸國的華僑，有洋務運動時期的留學生，如詹天佑、嚴復等，但是囿于時代，這些科學家往往學非所用，甚至回來還要重考科舉，否則在社會上就沒有地位。
但前人也為第一代科學家的出現做了鋪墊。“第一代科學家受到早期維新啟蒙，尤其是嚴復的《天演論》的影響。物競天擇，優勝劣汰，嚴復對此的鼓吹影響是非常大的，‘中華民族不去努力，就要滅種亡國’這樣一種心理他們這撥人都有，所以他們的愛國觀念非常強烈。”樊洪業說，科學知識對竺可楨等一代人的影響是全面的，洋務運動以來科學知識的傳入不僅影響了人們對科學的認識，也在人們面前展示了中西社會對比的圖像，影響到人們對社會的認識。“他們親眼看到國外的情況，發現中國實在是太落后了。于是有的人想回去搞革命，有的想回去搞實業，有的想搞教育、科學，堅持科學救國的理念是竺可楨這批人身上的顯著特點，在留學時期他們已經在發文章表達這種強烈的愿望。”
這在竺可楨的身上表現明顯。竺可楨就曾在浙大開學儀式上告誡學生：這絕不是我們有較高的智識，就沒有衛國的義務。只說明我們要本其所學，準備更大的更多的衛國的義務。
1964年4月，竺可楨于廣州看望老友陳寅恪時合影，左起依次為竺可楨、陳寅恪、唐筼(陳夫人)、姜立夫。
§現代科學的傳入
竺可楨一代的留學生歸國后，很多人成為了學科奠基人。丁文江、翁文灝開創中國地質學，是現代科學中國本土化的先鋒，后來生物學方面也出現很多開創性的學者。繼地質學與生物學之后，在竺可楨的領導下，氣象科學實現了在中國的本土化和體制化，1930年元旦中研院氣象研究所開始發布我國領土領海的氣象預報，結束了由外國人壟斷中國氣象預報的歷史。
“他們歸國后，辦刊物、學會，建系教課都是從無到有，正是在那樣一個時代背景下走出那么一大批大師”，樊洪業說。
“幾乎空白”是竺可楨這代留學生歸國后面臨的科學上的大環境。不妨先梳理一下西方科學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對第一代科學家當時的處境大致有個印象。“世界史上的近代科學是16到17世紀科學革命的結果，最早是隨著天主教及古希臘的東西傳入中國，晚明時期中國人跟著傳教士接觸到西方科學，看到了世界地圖，知道了地圓說。”樊洪業說，現代科學傳入中國是一個漸變過程，這個過程斷斷續續，時有波折，自傳教士利瑪竇入華算起，西方科學的傳入歷經300余年，一直到1840年的戰爭，西方大炮轟開中國大門，中國人才意識到，要想船堅炮利，就得有理化知識，現代科學這才全面引入中國。
可以說，等到竺可楨等人歸國，中國已有了一些科學傳播的土壤，比如一些崇尚西學教育的新式學堂，但早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依然占據著很多人的頭腦。“竺老一生除了研究氣候、氣象，專注更多的是科普，尤其對看風水、祭祀祈雨這些封建迷信非常痛恨，他認為這是中國人思想沒有解放，不想靠自己的努力來改變現狀，反而寄希望于神靈，這是沒有走出中世紀。”何亞平說，竺可楨為此寫了許多科普文章，他一直提倡科學文化就要用科學精神來改造國民性，也一直在為科學扎根中國做著“土壤改良”。
“第一代科學家引入現代科學，是一個群體的作用，竺可楨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樊洪業說，竺可楨回國時，還是北洋政府時期，那時中央集權比較弱勢，實業不發達，經濟上比較困難，要想做些科學研究與傳播，只能靠學人自己找門路，好在當時教授個人的地位高，收入較多，有些人會自己貼錢辦刊物、辦學會。
這一時期科學傳播的主角是中國科學社，中國科學社是一個以喚醒國人科學意識為己任的同人團體，由留美學生任鴻雋、趙元任、楊杏佛等人在康奈爾大學創立，竺可楨曾在其中任第四任社長。1918年中國科學社核心成員歸國。在1915年至1927年期間，中國科學社吸納科學家最多、學科覆蓋面最廣、社會影響最大，成為居于中國科學界首位的代表性組織。包括竺可楨在內的中國科學社社員們熱情地在《科學》雜志和其他場合進行著全方位的科普宣傳。1916年和1917年留學期間，竺可楨就在《科學》上發表了16篇作品，1917年寫就的《論早婚及姻屬嫁娶之害》和《食葷與食素之利害論》，現在看來已是常識，但在當時，有許多國人對此還比較陌生而且不能接受這些科學知識。
“當時，有一種氛圍，無論是哪個國家的留學生回來，都想把外國在用的那一套搬回國內，各種學會隨之涌現”，樊洪業感覺當年的學術氛圍好也與之有關，學界同人間彼此砥礪、互相援助，一起辦研究所、圖書館，印雜志，為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做了許多事。“就群體特點來講，第一代科學家敬業精神非常強，辦一件事認認真真，這一點竺可楨就是最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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