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寫初中軍訓的作文
10月23日，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閉幕。輿論認為，作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此次會議將通過依法治國“升級版”方案。四中會對中國發展將起到哪些影響呢?
【影響一：公報或涉人事調整 依法治國“升級版”將面世】
按照慣例，全會閉幕當日，官方媒體將發布公報，介紹會議的主要內容。由于會議期間，一般不會有任何會議內容的權威消息放出，因此，會議結束后的這份公報，將是外界了解全會內容的首次機會。
“這是一種新聞式的公報，將向世人介紹全會召開的大體情況，重點闡述會議的主要精神，介紹會議有關‘依法治國’主題的總體思路和改革方向。”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向中新網記者表示。
在輿論分析中，本次會議或將正式審議通過中紀委關于蔣潔敏、李東生、李春城、王永春、萬慶良五人的審查報告，對此前的有關“雙開”處分予以追認，并撤銷他們的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職務。此外，中央委員會委員出缺，將由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遞補。
在竹立家看來，會議可能涉及的上述人事決定，也將在公報中得以體現，“如果會議涉及到周永康案，相關處理決定也應該在會議公報中體現。”
此外，十八屆四中全會文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被輿論稱為依法治國“升級版”方案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此前，于9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了對這份《決定》稿在黨內外一定范圍征求意見的情況報告，決定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意見進行修改后將文件稿提請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按照慣例，這份在本次全會上審議通過的《決定》將在會后不久擇日全文公布。
“在‘依法治國’方略提出17年之后，這份《決定》無疑將為未來五到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中國建設法治國家描繪出新的路線圖。”竹立家說。
在專家看來，包括推進依法行政，確保有法必依;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確保公正司法;繼續推進反腐制度設計，規范約束權力運行等等，這份《決定》都將回應民眾對“法治中國”的諸多期待。
【影響二：法治中國將進落實周期 改革難免阻力】
連日來，輿論場上圍繞會議內容的權威公開信息非常有限，關于本次四中全會將如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將會做出哪些“重大決定”的各種預測分析也充斥坊間。
在竹立家看來，四中全會無疑將會對依法治國作出一些新論斷、新部署，“但是，總體而言，本次會議終究還是對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延續和落實，尤其是將三中全會的改革綱領進行具體化部署。”
有分析稱，社會對本次四中全會高度關注，折射出民眾對法治國家的期待，但是，“法治中國”不會因為一次會議而一夜建成，四中全會之后，依法治國的推進，料將伴隨諸多難題。
有境外媒體分析，包括權與法、禮與法、情與法，法治改革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統一，這些都是中國實現依法治國需要面對的改革“硬骨頭”。
“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時代，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關鍵領域。在推進落實依法治國方面，要堅決，不能優柔寡斷，要有信心，不能三心二意。”
竹立家說，任何破舊立新的改革都會遇到阻力，但是，十八大以來，建設法治中國，維護公平正義，既有高層堅定決心，也有社會廣泛共識，新時期推進依法治國，前景可期。
四中全會結束后，循慣例，圍繞這次會議精神的學習將在全國掀起，中央和各地也都會開展一系列活動，宣傳會議精神，部署落實措施。依法治國的“升級版”方案也將就此進入落實周期。
有評論指出，在今天的中國強調“依法治國”，最終必須“落實、落細、落小”，要把“依法治國”這四個字，變成每一個中國人都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原則、具體做法、具體氛圍。
【各家解讀十八屆四中全會】
解讀一：以法治精神推動全面深化改革
正在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一系列重大問題，這也是進一步落實了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化建設”這“兩個堅持”總體部署，我們需要深入領會，會后切實貫徹落實全會精神。
從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中國進入了一個以“法治”逐步代替“人治”的正常國家管理和建設的軌道，黨中央適時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基本治國方針。在30多年來我國向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邁進的歷史進程中，一方面，社會經濟向前快速發展，一方面法治化建設也得到不斷推進，迄今為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完備，國家、政黨、社會、軍隊等各個層面都形成了有章可循、有法可據的良好局面。但也必須看到，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為發展為第一要務”的社會理念更多地體現在人們對社會財富的創造和追逐，而制度的完善、法律的健全、執法的到位卻常常落敗于金錢和權力的結合，在現實生活中，更是經常暴露出法治不彰、司法不作為，有法不依，選擇性執法、公民對法治不信任等沉疴頑障：許多權力的行使成了法外之地，許多的政商結盟成就了頑固的利益堡壘，執政黨內出現的一些權力腐敗和特權現象也直接影響了人民群眾對法律權威的信服與仰望。
天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有法必行。市場經濟越向前深入發展，社會利益主體越日益多元，社會訴求表達越廣泛多樣，就越需要建立強有力的法制體系和強有序的執法制度加以保障。這根本上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
事實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就是不斷強化依法治國的過程，兩者相融相合，互相促進。四中全會提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法治是構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石，深化改革則是破除各種鑄石奠基障礙的利器。只要牢固樹立了依法治國的理念，又在法治化的軌道上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一個以法治立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一個體現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現代法治國家就是我們的未來。
解讀二：建立有效制度 讓權力金錢美色不能干擾司法
依法治國，就是要讓法律取信于民，而不是擺設。法律如何取信于民?一是建立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有效制度和機制，使人情、權力、金錢和美色不能干擾和影響執法和司法，尤其要建立起制約和預防權力超越法律、權力干預法律的制度和機制，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鼓勵、獎勵、保護對權力超越法律、權力干預執法和司法現象的舉報和揭露，嚴厲懲治權力超越法律、權力干預執法和司法行為。
其次，建立有效規范和制約政府機構和官員行政權力的法律法規，避免和杜絕目前存在的紅頭文件超越法律法規，口頭指示超越紅頭文件的現象。使政府行政權力公開化、透明化、法治化，形成人人依法辦事，依法行政而不是依權、依情、依關系辦事、行政的風氣。
三是健全法律體系，確確保法律條款的可操作性。法律無效也在于法律體系和制度不完備，法律條款過于原則性。同樣的案件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區，其判定差別很大，甚至是天壤之別。問題在于法律不細致，缺乏可操作性，自由裁量權太大。古人早就明示：法詳(法律制度完備)，則刑繁(刑罰條款多);法繁(法令條款細致)，則刑省(刑事案件或違法行為就減少，見《商君書?說民》)。依法治國不僅要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更要制定詳細的、具體的法律法規的實施細則和操作準則，統一執法、司法標準，減少自由裁量權。這樣，不僅可以彰顯執法和司法本身的公正，也會大大減少社會的違法、腐敗行為。
四是嚴明紀律，抓法律制度的落實和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能夠徹底改變了延續數千年的封建王朝的腐敗行為，就在于制定了嚴明的組織紀律和制度，對違反組織紀律和制度規定的，通過舉報、查處等，嚴厲懲治。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八項規定，治理腐敗取得了階段性有效成果，其中的奧妙就在于中央領導班子嚴明紀律和制度，以身作則，正人先正己，懲治腐敗和抓作風建設重在抓落實執行，抓監督者的監督，大大改變了社會風氣。
法律能夠取信于民，取信于社會，政府、企業、市場、社會和個人就可真正做到如古人所說“言不中法者不聽，行不中法者不高，事不中法者不為” 。如此，法律就會成為社會的自覺行動。
解讀三：四中全會或將解決反腐“龍多不治水”問題
十八屆四中全會，主要議題是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表明包括反腐敗在內的各項工作都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推進。反腐敗法治化、制度化將成為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著力解決的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所指出的：“要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無論科學技術如何突飛猛進，社會形態如何發展進步，但人的本性卻從來沒有改變過。只要人性中有貪婪的一面，人類社會中的腐敗問題就必然存在。所以，腐敗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是一個世界性的痼疾，也是世界各國十分關注的問題。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全人類的共同愿望，也是世界各國政府和政黨面臨的共同課題。反對腐敗，加強廉政建設，同樣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堅定立場。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反對腐敗，從誕生之日起，就把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作為一個重要奮斗目標。為反對腐敗，加強廉政建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明顯成效。特別是十八大以來反腐敗工作不斷打破 “慣例”和“禁區”，在治標方面成果顯著。如出臺“八項規定”、反對“四風”、加強中央巡視組巡視、包括周永康、徐才厚、蘇榮等“大老虎”在內的50余名省部級以上官員被調查等等……十八大以來，中央始終以“零容忍”的態度懲治腐敗，一大批腐敗分子被清除出黨員干部隊伍，并受到黨紀國法的懲罰。但當前，還只能說是在“治標”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就是在“不敢腐”方面已見成效。至于“治標”方面，也就是“不能腐”、“不想腐”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其實，目前我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職能機構數量并不少，主要有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國家司法機關、政府監察機關和審計機關以及國家預防腐敗局等。理論上的設計是，上述具有不同職能的機構，在反腐倡廉各項工作中既相對獨立、各司其職，又相互協調、密切配合。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在掌握黨員違紀線索之后，經調查認定為違犯黨紀的，對其作出相應的黨紀處分;對其中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政府監察機關對于違反政紀的監察對象，作出相應政紀處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公安、審計、行政執法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發現有違法違紀行為的，根據具體情況分別移送司法機關或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政府監察機關處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發現犯罪嫌疑人涉嫌違犯黨紀或政紀的，將有關證據材料移送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或政府監察機關處理。但是在實際運作中，各機構的協同配合還有點不盡人意，存在“龍多不治水”的問題。黨紀與國法、行政規定與法律條文之間也還存在一些縫隙，對一些貪腐行為法律的剛性約束還不夠硬實。
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四中全會在這方面可能會有實質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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