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學弟學妹的一封信900字（通用24篇）
《人地城》讀書筆記心得感悟：
除了詩和遠方，星辰和大海，最能觸碰到人們內心柔軟的可能就是自己的家園了。之前曾經介紹過北大國發院的徐遠教授，利用清明假期拜讀了他的《人地城》。這本書是2016年出版的，收錄了徐遠老師在澎湃新聞專欄的系列文章，都是關于城市、鄉村、戶籍方面的話題，反映了他2009年以來對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改革、三農問題方面的深入調研和思考。
徐遠老師是北大研究金融的教授，土地和增長這個話題，其實并不主流，他也自嘲為“理想主義的最后余暉”。除了廟堂中人，真正關心農村土地的人的其實并不多，但同樣是從鄉村城鎮出來的青年，我能夠理解他的這種情懷。看完這本書后，從制度和市場博弈的角度，來看待近年來家鄉的種種變化，頓時顯得更加地清晰透徹。
《人地城》的主要內容：
由于制度上的限制，農民手中土地、人力資本、實物和金融資產的產權都不完整，因而無法充分利用這些生產要素賺取收入、積累資本，最終導致了城鄉居民收入的巨大差異。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個歷史問題：
1949年的憲法性文件《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都承認并且保護農民土地所有權，而1982年的《憲法》和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卻明確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
這一變化源于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其中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把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變為“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共有”的實際上的集體所有權。
集體所有權在定義上是明晰的，所有者是“集體”，但是這一所有權的產權性質是混亂的，因為產權的最終所有者只能落實到個人。產權被公有化極大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這些混亂直接造成了農業生產的停滯和1951-1961年的大饑荒。1978年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改革的核心是把人民公社運動剝奪的農民對土地的產權，部分還給農民，即把土地使用權通過承包的形式部分還給農民，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
但是這一產權歸還很不徹底，農民依然沒有收益權和轉讓權。
后續的改革逐步增大使用權的返還程度，并且加入收益權的內容。
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條明確規定允許農民在不改變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通過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形式流轉承包經營權。
深化農村土地改革并不容易
而農村土地轉讓權的返還則進展困難。
2002年實施的《農村土地承包法》明確規定2條：一是承包地不得買賣；二是一旦出現土地用途變化即土地由農用轉為非農用的情況，則需要把土地征為國有。
也就是說：農民完全沒有轉讓土地的權利，更沒有把農地轉變為非農地的權利。
農地必須通過征地轉為非農用這一規定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更加嚴重。
現在農地征收的標準是按照農地上農作物的產出進行評估，一般江浙地區，一般農地年凈產出為1000元，按照現在40倍的標準，再扣除各項費用，一般農民到手一畝平均為3萬多。而農地征過來是要蓋CBD，城市新中心的。根據2012年國土資源部的數據，全國平均綜合地價3069元每平方米，折合每畝204萬元，賣地所得款跟征地補償款相差50倍以上。這可是世界上最好www.i1766.com的買賣了。1994年稅改以后，中央財政滿滿當當，地方財政很緊張，地方政府熱衷于賣地創收，關鍵就在于此。2010年為例，各地政府的土地出讓金占到地方財政總收入的2/3，歷年也沒有低于過1/3。考慮到這筆錢地方拿大頭（七成），中央拿小頭（三成），土地可以說是地方政府的“財政之母”。
將農地轉讓權歸還到農民手中，讓農地在市場中流轉起來，即“農地入市”，其實早在1997-1999年，江蘇蘇州和浙江湖州就已經開展試點，取得不錯的效果。
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上，提出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
什么意思呢？就是堅持土地所有權屬于集體，這一點不變，但是把使用權和所有權剝離開來，讓使用權可以在市場上流轉。
跟城市土地的情況放在一起看就會比較清楚。
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但是“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是“兩權分置、使用權流轉”的狀況。
而農村土地多了一個承包經營權，這次就是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開，促進經營權的流轉，形成“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狀況，其實思路和城市土地在總體上是一致的。
但是4年又過去了，“農地入市”政策中央的意圖已經非常明確了，而地方動靜卻不大。個中原因其實也是比較清楚的。
主要就是動力不足。
一是農民沒有動力。2018年不像1978年，那時候農民吃不飽飯，沒有什么好失去的，冒著坐牢的風險也要去“分田包干”。現在大家溫飽不愁，大不了家里地荒著去城里打工。
二是官員沒有動力。農地流轉其實收益不大，風險卻很大，配套的制度保障再跟不上，其實吃力不討好。相比較賣地，搞農村土地“確權、流轉”，既減少了財政收入，又不能很快見效，在任期制下，很難要求官員們看得長遠。
土改什么時候能落地
隨著城市越來越大，房子越蓋越多，的確需要更多的農村人口流入城市。而把農民從農村“解放”出來，最重要的還是要明確他們手中農地的產權，讓他們進城沒有“失地”的后顧之憂。
不是不做，時機未到。不難想象，三年后中國城市化率應該接近60%。快速城市化階段結束后，征地成本進一步上漲，城市的大餅進一步鋪開，征地經濟也就走到頭了。等到征地制度吃完最后一口蛋糕之時，就是農地入市流轉之日，可能那時候，農民會真正成為令人羨慕的一個職業。作者：幻想且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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