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寫母親節的作文400字范文
一、出處： 梁啟超《新民說》讀書筆記
梁啟超：《新民說》，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二：《新民說》的研究綜述
梁啟超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政論家、啟蒙宣傳家和學者。其《新民說》從1902 年到1906 年首先以單篇論文的形式發表在《新民叢報》上,后來將20 篇論文匯編成冊,取名為《新民說》。從1937 年到1979 年尚無專門研究《新民說》的論文和著作,對其新民思想的評述也只是零星地散見于著述、傳記之中。但從上世紀80 年代以來,隨著對梁啟超研究的深入,對其評價越來越客觀公正,人們也越來越重視對《新民說》的研究。據統計,有關《新民說》的論文有50 余篇,此外,在宋仁的《梁啟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劉邦富的《梁啟超哲學思想新論》,以及張灝的《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 中也有專章或專節論述,不少文章頗有創意。
——關于《新民說》的思想來源
第一種觀點認為,梁啟超的《新民說》主要淵源于中國文化傳統。梁啟超把西方資產階級的倫理學說和中國固有的修身養性的道德原則有選擇地移植過來,充當了如何“新民”的思想素材。
第二種觀點認為,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是梁啟超“新民”思想的主要淵源。
第三種觀點認為,梁啟超在20 世紀初之所以能提出“新民”學說,主要是因為他在流亡日本期間,受到以盧梭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們的學說尤其是近代國家觀的啟發,認識到“國民”在國家中的主體地位、作用后的必然結果
第四種觀點認為,民族主義是梁啟超“新民”思想的理論來源。
——關于《新民說》的主要內容
第一種觀點認為《, 新民說》的內容在于宣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愛國思想,傳播資產階級政治學說,批判封建專制制度,提出改造國民劣根性,建設資本主義的精神文明。
第二種觀點認為,梁啟超更新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在于重振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民族精神,克服奴隸劣根性,養成獨立人格,建立一種新的道德觀念。
第三種觀點認為,梁啟超的“新民”,既有道德要求又有政治要求,其不僅將“新民德”置于“新民”的中心地位,將道德建設視為人的現代化的中心環節,而且還從政治觀念、政治能力上培養國民資格問題。
——關于《新民說》的評價
研究者們一般認為梁啟超企圖用宣傳教育來“新民”,試圖通過和緩的改良為“新民”提供客觀的政治環境,將思想啟蒙與革命對立起來,在如何實現國民性改造這一關鍵問題上陷入泥沼,半途而廢;認為梁啟超對中國國民性缺乏全面、辯證的認識,存在著揭露劣根性而忽視優良面的偏向,忽視了各個時代的社會經濟對國民性的決定性影響,因而也就不能找到正確的“新民”之路。但同時又指出《, 新民說》雖然存在缺點,但其進步意義卻是主要的,一致肯定了它在中國近代思想啟蒙運動中的重要地位和影響,認為它是我國第一個系統地改造國民性的理論;《新民說》中對國民劣根性的揭露鞭辟入里,對后來的新文化運動具有啟蒙先導作用。 （石烈娟：“近20 年來梁啟超《新民說》研究綜述”，《廣西社會科學》2005 年第9 期，第191-193頁）
三、分析與評價
（一）、中國的傳統政治與國家主義衰微
“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尤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今日欲抵擋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由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
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流域，在與四方部落不斷的交往中，成就了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所以血緣紐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和政治保持著緊密的關聯，到了西周，宗子維城，分封天下，定名分，制禮儀，別內外，使得中國有了一個比較統一完整的政治體；到了平王東遷，周天子的力量衰落，很難再靠親親之血緣維持一個完整的政治體。孔子刪詩書、序易禮、作春秋。為西周建立在親親基礎上的禮儀制度，奠定了一個新的基礎——仁，也就是由父子相親演繹出來的一整套德行禮儀，人的等級爵位要與人的德行成正比。然而孔子的學說卻客觀上從理論上弱化了奠基在嚴格血緣基礎上的親親原則，使得貴族下層——士，甚至一些平民有了通過施展自身的德行才華僭越高位的空間。到了周天子不得不承認分晉之韓趙魏、代齊之田氏之時，源于西周的宗法分封禮儀規范就幾乎徹底失去了控制力了。此時的政治原則，變成了力的政治原則，這也是中國所謂國家主義昌盛的時代，“戰國以前，地理之勢未合，群雄角立，而國家主義亦最盛”。然而力的基礎是什么？在傳統農業社會，力的基礎就是民，于是在各家的學說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民本思想，其中以儒家最為典型。
贏秦最終以力獲取了天下，面對一個廣闊的疆域，如何才能做到長治久安呢？秦朝的統治實際上就是將秦國的統治方式擴大，還是以赤裸裸的強力在壓制萬民（許倬云：《萬古江河》），然而秦短短二世而亡，正說明盡管戰國以來政治的原則就從血緣轉化為強力，但赤裸裸的強力將導致更大的反動，“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公孫丑上》）這樣到了漢朝，總結秦亡之教訓時，民本思想就成為重要的思想資源。孔子的“仁”的學說盡管沒能挽救西周的禮樂制度，但卻挽救了秦漢以降大一統的政治結構，他使政治家們認識到了，強力的基礎恰恰就在其統治對象身上。所以德治、人治、禮治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的重要的原則，其目的就在于籠絡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并不是一句政治口號，而是中國傳統政治的根本原則。可以看見，從三代到戰國秦漢，是中國真正“數千年不遇之大變局”。對于新的天下原則，荀子通過對王、霸、強三者的對比論述，有很深刻的理解：
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強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人之民日欲與我斗，吾民日不欲為我斗，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彼霸者則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后漸慶賞以先之，嚴刑罰以糾之。存亡救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修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而諸侯說之矣……彼王者則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 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荀子·王制》）
但是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多，和土地的相對減少，以及官僚代理制中的代理問題（吏治）。使得統治者很難獲得多數老百姓的擁戴，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使老百姓，尤其是擁有巨大破壞力量的農民，成為“沉默的大多數”。養民、教民、愚民成為處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關系的重要手段。首先，保存農村的家族權力；其次，嚴格控制異端和社會勢力的發展；再次，減少農業稅收，等等。從而將底層老百姓限制在縣以下，尤其是家的范圍內，使之遠離政治系統本身（即“國”）。
這樣，我們會看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國家，是將社會基層排除在外的。而主要是政治系統內部的權力分配，斗爭與調整。而秦漢以降的中國政治的核心就是如何處理政治系統內部的權力斗爭，農民起義就成為政治系統內部權力斗爭不可調和時，最終的、外來的、調節性的（重新分配權力利益的）裁判者，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于下，福必欲其斂于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唯筐篋之是虞，向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于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明夷待訪錄·原法》）
所以秦漢以降，政治的概念在人們心目中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三代及其以前，政治主要指的是部落的仲裁權，其標志中原共同體的形成，（程念祺：《國家力量與中國經濟的歷史變遷》，第33-35頁）所以，在三代時期，政治的概念就是親親、公正，“政者，正也”。而到了秦漢以降，政治慢慢變成了政治系統內部的權力角逐，政治成為以權力為核心的概念。它體現的是爾虞我詐，權謀詐術，主要是如何分而守分，很難談什么政治共同體，更別說什么民族主義了。
（二）近代以來的新民道路探索的困境
對社會力量的防范一直以來是中華帝國傳統政治系統得以存在和運轉的基礎。近代，盡管外患滋擾，人們開始認識到一統垂裳之世已經一去不返，中國必須成為“列國競長”的現代外交體系的一員。但是中國的“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從傳統帝國通過邊界的確定直接整個地繼承過來的，“清朝消失了，但帝國還在。更確切地說，帝國成為中華民族國家的基礎。這或許是民國外交最大的成就。”（柯偉林：“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系”，《二十一世紀》，1997年12月）那么就是說北洋政府時期，盡管中國表面上是民主共和國，但它的社會結構并未發生太大的改變，依舊是一個帝國體系，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數，社會階層和等級分化依然嚴重。近代中國的新貴，民族資產階級商人，盡管存在著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矛盾，但是他們更害怕下層人民被動員起來失去控制；同時和傳統商人一樣，他們也和統治集團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而不能不對舉國一致的民族主義保持警惕。作為傳統軍人地主的代表，為了維護統治，政府必須大力控制社會力量的過快地發展，所以在這一時期幾乎不可能實現以全民族作為基礎的民族主義。
在缺乏廣泛的民族主義支持的情況下，近代中國外交實際上只是官僚體系或者社會上層與外國的交往，而不是整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國家的交往。所以統治者很難為了維護“民族利益”冒單獨與西方列強對抗從而威脅自身的統治地位的危險。“攘外必先安內”成為中國近代歷屆政府對外交往的戰略基礎。盡管梁任公沒能很好地提出改造措施，但卻敏銳地抓住了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
梁任公所提出的新民學說，實際上非將中國社會進行一個根本性的變革是不可能實現的。后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解放農民和反抗日本的全面侵華，也僅僅是部分地實現了梁任公的新民任務。革命結束后，毛澤東很快認識到，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慣性，于是農村盡快地實行村社制度，城市實行單位制度，讓農民和城市市民重新回到傳統的熟人社會，從而遠離政治系統，官僚和工資制度在五六十年代成為中國社會的新的等級身份標識。但毛澤東還是存在著新民的希望，在六十年代，為了對抗工資和官僚對基層的束縛，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發動了人民公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果確實悲劇。
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對外開放，用競爭來培育中國的現代社會，消解官僚階層，實現在現代實利基礎上的民族統一的現代國家。想通過統一的政黨培育統一的現代國家和統一的市場，再在統一的市民社會。這確實是一場根本性的變革，但這次變革是否能夠成功？首先，從中國的傳統結構與市場經濟發展的關系方面，存在著傳統結構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張力（穩定與改革）；傳統官僚地方性市場與統一市場的張力；市民社會與大一統（合法性）之間的張力。其次，從世界范圍來看，存在著資本原始積累全球化與全球問題，世界分工體系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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