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篇余秋雨

時間：2025-10-28 17:12:44 余秋雨

名家名篇余秋雨

　　余秋雨是當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學者、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家、電視名人、節目特邀主持人。專業從事散文、藝術理論的寫作。

　　余秋雨：哪里來的陌生人

　　一

　　那天，成吉思汗要在克魯倫河畔的宮帳里召見一個人。

　　這個人住在北京，趕到這里要整整三個月。出居庸關，經大同，轉武川，越陰山，穿沙漠，從春天一直走到夏天。抬頭一看，山川壯麗，軍容整齊，嘆一聲“千古之盛，未嘗有也”，便知道到了目的地。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已經十二年。這十二年，一直在打仗，主要是與西夏和金朝作戰。三年前在與金朝的戰爭中取得巨大勝利，不僅攻占了金朝的中都(即北京)，還分兵占領了大小城邑八百多個。中都的一批金朝官員，投降了蒙古軍。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為的是要反抗和推翻他們頭上的統治者——契丹人的遼朝。金朝后來確實打敗了遼朝，卻沒有想到蒙古人后來居上，又把它打敗了。

　　長年的征戰，復雜的外交，龐大的朝廷，使成吉思汗的攤子越鋪越大。每天都有內內外外的大量問題要面對，成吉思汗急于尋找有智慧、有學問的助手。他原先手下的官員，幾乎都是沒有文化的莽將。連他自己，也沒有多少文化。

　　他到處打聽，得知四年前攻占金朝中都時，有一位投降過來的金朝官員很智慧，名字叫耶律楚材。

　　這個名字使成吉思汗立即作出判斷，此人應該是契丹族，遼朝的后裔。耶律家族是遼朝顯赫的王族，后來由于金朝滅遼，也就一起“歸順”了金朝。這應該是耶律楚材祖父一輩的事，到耶律楚材父親一輩，已經成了金朝的高官了。但成吉思汗知道，這個家族在內心對金朝還是不服的，企盼著哪一天能夠報仇復國。早在蒙古統一之前，當時還沒有成為成吉思汗的鐵木真曾經遇見過作為金朝使節派到蒙古部落來的耶律阿海，兩人暗中結交，還立下過共同滅金的志愿。

　　想到這里成吉思汗笑了，心想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家族，被金所滅而降金，金被蒙軍打敗后又降蒙，如此兩度投降，是不是真的始終保持著復興契丹之夢呢?好在，今天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話題，那就是分別從契丹和蒙古的立場，一前一后一起笑罵曾經那么得意的金朝。

　　隨著一聲通報，成吉思汗抬起頭來，眼睛一亮。出現在眼前的人，二十七、八歲光景，高個子，風度翩翩，聲音宏亮，還留著很漂亮的長胡子，非常恭敬地向自己行禮。

　　成吉思汗高興地叫了一聲：“吾圖撒合里!”

　　這是蒙古語，意思是長胡子。

　　這一叫，就成了今后成吉思汗對耶律楚材的習慣稱呼。

　　寒暄了幾句，成吉思汗便說：“你們家族是遼朝的皇族。盡管你做過金朝的官，但我知道遼和金是世仇。你們的仇，我替你們報了!”

　　這話說得很有大丈夫氣概。接下來，理應是耶律楚材代表自己的世代家族向成吉思汗謝恩。

　　但是，耶律楚材的回答讓成吉思汗大吃一驚。

　　他說：“我的祖父、父親早就在金朝任職為臣了，既然做了臣子，怎么可以暗懷二心，仇視金朝君主呢?”

　　這話聽起來好像在反駁成吉思汗，而且公然表明了對成吉思汗的敵人金朝君主的正面態度，說出來實在是非常冒險。但是，成吉思汗畢竟是成吉思汗，他竟然立即感動了。

　　一個人，對于自己服從過的主人和參與過的事業，能一直表示尊敬，這已經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在表示尊敬的時候，完全不考慮被尊敬對象的現實境況，也不考慮說話時面對著誰。這樣的人，成吉思汗從來沒有見過。

　　成吉思汗看著耶律楚材點了點頭，當即向左右表示：這個人的話要重視，今后把他安排在我身邊，隨時以備咨詢。

　　這在后來的《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上記為：“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咨訪。”

　　二

　　這是公元1218年的事情。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很偶然的事件改變了成吉思汗的軍事方向，也改變了世界的命運。

　　天下最大的烈火，總是由最小的草梗點燃。

　　據記載，那年成吉思汗派出一個四百五十人的商隊到中亞大國花剌子模進行貿易。不料剛剛走到今天哈薩克斯坦錫爾河邊的一座城市，就出事了。商隊里有一個印度人是這座城市一位長官的老熟人，兩人一見面他就直呼其名，沒有表示應有的尊敬，而且還當場夸耀成吉思汗的偉大。那個長官很生氣，下令拘捕商隊，并報告了國王摩訶末。國王本來就對成吉思汗送來的國書中以父子關系形容兩國關系十分不滿，竟下令殺死所有商人、沒收全部財產。

　　成吉思汗從一個逃出來的駱駝夫口中知道了事情始末，便強忍怒火，派出使者質問事件真相。結果，使者被殺。成吉思汗淚流滿面，獨自登上一個山頭，脫去冠冕，跪在地上絕食祈禱了整整三天三夜。他喃喃地說：“戰亂不是我挑起的，請佑助我，賜我復仇的力量!”

　　于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場征服戰，開始了。

　　耶律楚材，跟在成吉思汗身邊。他會占卜，這在當時的軍事行動中非常重要。除了占卜，他還精通天文歷法，可以比較準確地提供天氣預報，成吉思汗離不開他。

　　他是積極支持成吉思汗的這一重大軍事行動的。這從他一路上用漢語寫的詩中可以看出來。他寫道：

　　關山險僻重復重，

　　西門雪恥須豪雄。

　　定遠奇功正今日，

　　車書混一華夷通。

　　陰山千里橫東西，

　　秋聲浩浩鳴秋溪。

　　猿猱鴻鵠不能過，

　　天兵百萬馳霜蹄。

　　這些詩句表明，他認為成吉思汗西征的理由是“雪恥”，因此是正義的.，他還認為這場西征的結果有可能達到“華夷通”的大一統理想。這個理想，他在另外一首詩中表述得更明確：“而今四海歸王化，明月青天卻一家。”

　　看得出來，他為成吉思汗西征找到了起點性理由“雪恥”和終點性理由“王化”。有了這兩個理由，他心中也就建立了一個理性邏輯，跨馬走在成吉思汗身后也顯得理直氣壯了。

　　除此之外，我覺得還有兩個更大的感性原因。

　　第一個感性原因，是他對成吉思汗的敬仰。他曾在金朝任職，看夠了那個朝廷的外強中干、貪腐無效、沮喪無望。現在遇到了成吉思汗，只見千鈞霹靂，萬丈豪情，一切目標都指日可待，一切計劃都馬到成功。不僅如此，耶律楚材又強烈地感受到成吉思汗對自己這個敵國俘虜的尊重、理解和關愛。這種種因素加在一起，他被徹底溶化了，無條件地服從和贊美成吉思汗的一切意志行動。

　　第二個感性原因，是他作為契丹皇族后裔的本能興奮。這畢竟是一個生來就騎在馬背上縱橫馳騁的民族，眼前的世界遼闊無垠，心中的激情沒有邊界。更何況，作為幾代皇族，骨子里有一種居高臨下的統治基因，有一種睥睨群倫的征服欲望。盡管這一切由于遼國的敗落而長久荒廢，但現在被成吉思汗如風如雷的馬蹄聲又敲醒了。這種敲醒是致命的，耶律楚材很快就產生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回歸感和舒適感。因此，參加西征，頌揚西征，有一半出于他的生命本性。

　　但是，戰爭畢竟是戰爭，一旦爆發就會出現一種無法節制的殘酷邏輯。

　　例如，這次以“雪恥”、“復仇”為動因的戰爭，必然會直指花剌子模國的首都;在通向首都之前所遇到的任何反抗，都必須剿滅;所有的反抗都必然以城邑為基地，因此這些城邑又必然會遭到毀滅性的破壞;終于打到了首都，國王摩訶末當然已經逃走，因此又必須去追趕;花剌子模國領土遼闊，國王又逃得很快，因此又必須長驅千里;追趕是刻不容緩的事，不能為了局部的占領而滯留，自己的軍隊又分不出力量來守衛和管理已經占領的城市，因此毀城、屠城的方式越來越殘忍;被追的國王終于在里海的一個島上病死了，但這還不是戰爭的結束，因為國王的繼位者扎蘭丁還在逃，而且逃得很遠，路線又不確定，因此又必須繼續追趕……

　　這就是由無數“必須”和“必然”組成的戰爭邏輯。這種邏輯顯得那樣嚴密和客觀，簡直無法改變。

　　在這種客觀邏輯之中，又包藏著另一種主觀邏輯，那就是，成吉思汗在戰爭中越來越懂得打仗。軍隊組織越來越精良，戰略戰術越來越高明，諜報系統越來越周全，這使戰爭變成了一種節節攀高的自我競賽，一種急迫地期待著下一場結果的心理博弈。于是，就出現了另一種無法終止的動力。

　　鑒于這些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戰爭只能越打越遙遠，越打越血腥，在很大意義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控行為。

　　這就是說，種種邏輯組合成了一種非邏輯。

　　戰爭，看起來只是運動在大地之間，實際上在大地之上的天際，還浮懸著一個不受人力操縱的魔鬼，使地面間的殘殺沿著它的獰笑變得漫無邊際。它，就是戰神。

　　在人類歷史上，大流士、亞歷山大大帝、凱撒、十字軍，都遇到過這個戰神。現在輪到成吉思汗了，事情變得更大，超過前面所說的任何戰爭。

　　于是，騎在馬背上的耶律楚材不能不皺眉了。

　　他的詩句中開始出現一些嘆息——

　　寂寞河中府，

　　聲名昔日聞。

　　城隍連畎畝，

　　市井半丘墳，

　　這里所說的“河中府”，就是花剌子模國的首都撒馬爾罕，在今天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的東部。這么一個聲名顯赫的富裕城市，經過這場戰爭，已經“市井半丘墳”了，可見殺戮之重。對此，耶律楚材不能接受，因此深深一嘆。他的好些詩都以“寂寞”兩字開頭，既說明戰爭留給一座座城市的景象，也表明了自己的心境。

　　一個曾經為萬馬奔騰的征戰場面興奮不已的人，突然在馬蹄間感受到了深深的寂寞，這個轉變意味深長。

　　三

　　西征開始后不久，成吉思汗根據身邊一個叫劉仲祿的漢族制箭官的推薦，下詔邀請遠在山東萊州的道教全真派掌門人丘處機(長春真人)來到軍中，講述養生之道和治國之道。丘處機已經七十多歲，歷盡艱辛來到撒馬爾罕。當時成吉思汗已經繼續向西越過了阿姆河，便命耶律楚材暫且在撒馬爾罕陪丘處機。

　　這期間，兩人在一起寫了不少詩。耶律楚材在詩中，已經明顯地表示出自己想擺脫西征而東歸的心意，以及希望各國息戰得太平的期待。例如：

　　春雁樓邊三兩聲，

　　東天回首望歸程。

　　天兵幾日歸東闕?

　　萬國歡聲賀太平。

　　甚至，他對西征的必要性也提出了某種懷疑：

　　四海從來皆弟兄，

　　西行誰復嘆行程?

　　西行萬余里，

　　誰謂乃良圖?

　　后來，丘處機終于在耶律楚材的陪同下到阿姆河西岸的八魯彎行宮見到了成吉思汗。丘處機一共向成吉思汗講了三次道，根據相關資料總結，有三個要點：一，長生之道，節欲清心;二，一統天下，不亂殺人;三，為政首要，敬天愛民。

　　成吉思汗聽進去了，后來多次下令善待丘處機和他的教派。

　　丘處機的講道，與耶律楚材經常在身邊悄悄吐露的撤兵求太平的理想，一起對成吉思汗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一二二四年夏天，有士兵報告說游泳時見到一頭會說話的怪獸，要蒙古軍及早撤軍回家。成吉思汗就此事詢問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一聽就明白這是士兵們因厭戰而想出來的花招，他自己也早已厭戰，就告訴成吉思汗說：“這是祥瑞之獸，熱衷保護生命，反對隨手屠殺，希望陛下聽從天命，回去吧。”

　　成吉思汗終于聽從了這個“天命”。

　　當然成吉思汗收兵還有其他客觀原因。例如，畢竟大仇已報，花剌子模的國王摩訶末已死，遼闊的土地都被征服，而軍中又發生了瘟疫。

　　于是，正如耶律楚材詩中所寫，“野老不知天子力，謳歌鼓腹慶昇平”了。

　　——我在敘述以上歷史時，許多讀者一定會覺得奇怪：耶律楚材怎么會寫一手不錯的漢詩呢?

　　確實不錯。我們不妨再讀他的一首詞：

　　花界傾頹事已遷，浩歌遙想意茫然。江山王氣空千劫，桃李春風又一年。橫翠嶂，架寒煙。野春平碧怨啼鵑。不知何限人間夢，并觸沉思到酒邊。

　　這當然算不上第一流的作品，但很難想像竟出于古代少數民族官員之手。我認為，在中國古代，少數民族人士能把漢詩漢詞寫好的，第一是納蘭性德，第二是薩都剌，第三就是這位耶律楚材了。

　　我更為喜歡的是耶律楚材替成吉思汗起草的邀請丘處機西行的第二詔書，中間有些句子，深得漢文化的精髓。如“云軒既發于蓬萊，鶴馭可游于天竺。達摩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州途之雖闊，瞻幾杖似非遙”等句，實在是頗具功力。

　　我深信，丘處機能下決心衰年遠行，與詔書文句間所散發出來的這種迷人氣息有關。文化的微妙之處，最有驚人的誘惑力。

　　這就需要談談他的文化背景了。

　　一個人的文化背景，可以遠遠超越他的民族身份和地域限定。在耶律楚材出生前好幾代，他的先祖契丹皇族雖然經常與漢族作戰，卻一直把漢文化作為提升自己、教育后代的課本。后來到了女真族的金朝，也是同樣。耶律楚材從小學習漢文化，從十三歲開始攻讀儒家經典，到十七歲已經博覽群書，成為一位有才華的年輕儒生。后來在中都(北京)，他又開始學佛，成了佛學大師萬松老人的門生。學佛又未棄儒，他成了儒佛兼修的通達之士。

　　那位丘處機是道家宗師，耶律楚材與他加在一起，組合成了一個儒、佛、道齊全的中國文化精粹結構，出現在成吉思汗身邊。這個精粹結構對成吉思汗那么尊敬，但又天天不斷地散發出息戰、戒殺、尊生、節制、敬天、愛民的綿綿信息，終于使成吉思汗發生了重大變化。

　　據《元史》的《太祖記》記載，成吉思汗在臨死前一個月對群臣公開表示：“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知朕意。”

　　多么珍貴的“不殺掠”這三個字啊!盡管仍然處于戰爭之中的成吉思汗一時還無法做到，但既然已經作為一個重大的許諾布告中外，已經讓人驚喜不已了。

　　此外，據《元史》和《新元史》載，成吉思汗還囑咐自己的繼承人窩闊臺，耶律楚材這個人是上天送給我們的，必須委以重任。他說：“此人天賜吾家，爾后軍國庶政，當悉委之。”

　　這兩份遺囑，使歷史的溫度和亮度都大大提高了。

　　在這里，我們不能不懷著特別的心情，遠眺七百多年前在中亞戰爭廢墟間徘徊的兩個背影。一個高大的長胡子中年人，攙扶著一個仙風道骨的老年人。他們走得很慢，靜靜地說著話，優雅的風范，與身邊的斷垣荒墳很不相稱。他們正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用中國文化中儒、佛、道的基本精神，盯住已經蔓延了小半個世界的戰火，隨時找機會把它控制住。

　　他們兩人，后來因為佛、道之間的一些宗教齟齬產生隔閡。但我們還是要說，再大的齟齬也是小事，因為他們已經做過了一件真正的大事。

　　余秋雨散文：借住何處

　　從爸爸的一疊借條，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歡的群落。

　　一個男人，要把家庭撐持下來極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發出索借之聲，伸出索借之手。

　　他向大地索借著兒子的生命支點。

　　而我，卻以為是自然的生命過程。甚至，以為是自己努力的結果。

　　這些年，爸爸很少接觸媒體，卻從看病的醫院里知道了我的一點點社會知名度。他并不為這種知名度感到高興，但由此推斷出上海這座城市對我的重要性，心里踏實了。

　　我給過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讀讀放放，并不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時去公園閑坐時拿出來翻翻。有一次他去醫院檢查身體，完事后穿衣理包，準備離開，看到幾案上有這本書，就自言自語說：“真是糊涂了，剛才怎么把這本書掏出來了。”正要伸手去拿，醫生笑著說：“老先生，你搞錯了吧，這是我的書。”

　　爸爸一時沒回過神來，說：“沒搞錯，這是我兒子寫的嘛，你看這署名……”

　　這事的結果，當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這位醫生請他帶著那本書回來要我簽名。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醫生、護士事先準備好一疊疊我的書要我簽名。這實在有點把他鬧暈了。

　　他想，在那些書上，我簽名時還寫著請那些醫生、護士“教正”，那就應該由我贈送才對，否則很失禮。于是，他到書店去了。

　　“有沒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書?”他問。邊問，邊遞上一張他事先寫好的紙條，上面就寫著這個書名。他覺得這個書名用上海話一念，聲音完全含在嘴里了，別人一定聽不明白。

　　書店職員沒看紙條，隨口答道：“賣完了。但他新出的書還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問：“新出的?叫什么?”

　　書店職員從書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內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確實是我，就把那一堆都買回來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簽名，然后送給醫生、護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問清了這些書的來歷，便說：“爸爸，要送書，問我要，何勞您自己去買?”頓了頓，我又尷尬地解釋道，“這些書，怕您和媽媽看著累，我沒拿過來，也沒告訴你們。”

　　我心里在自責：真不像話。

　　但從此，爸爸關照幾個弟弟，報刊上有關我的消息，拿一點給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雜志，不知是哪個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記者問。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記號的一段，問我：“這話，記者沒記錯吧?”

　　我從來不在意報刊上有關我的文字，拿過來一看，是這樣一段對話──

　　問：請問余教授，對你寫作影響最大的，是什么書?

　　答：小學語文課本。它讓我認識了畢生閱讀和寫作中的絕大多數漢字。

　　問：再請問，對你思維影響最大的，是什么書?

　　答：小學數學課本。它讓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邏輯常識，至今我們還常常為這些邏輯常識而奮斗。

　　我記得說過這樣的話，記者沒有記錯。

　　“都是小學?”爸爸問。

　　我當時沒感到爸爸這個問題里包含著什么，只隨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種性情中語，倒是真話。”

　　過后不久，我小學的同班同學沈如玉先生來上海，爸爸、媽媽都認識他。他現在擔任家鄉的教委主任，專程趕來，問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跡。

　　我立即推拒，認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編排在原來學號里的那個普通學生。

　　如玉說：“你想岔了。家鄉那么偏僻的小地方，能讓你在名聲上增添什么?鄉親們只是想借著你的例子，鼓勵鄉間孩子讀書罷了。”

　　這就很難推托了。我想了想，對如玉說：“這樣吧，找一塊磚石，嵌在不起眼的內墻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與我有關的小字。”

　　“你擬一句吧!”如玉說。

　　我擬定的句子是：

　　在這道矮墻里邊，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記在紙上了。

　　爸爸在邊上不解地問：“全部?”

　　我說：“是的，全部。”

　　但這時，我看到了爸爸沮喪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讓我在鄉下借住了九年，后來我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為什么總是對上海那么吝嗇?

　　在這一點上我絲毫不想與爸爸憋氣，只是因為這個問題關及一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種基元性沉淀，我一時無法向他說明白。

　　也曾有幾次坐下來想說了，卻很難開口，因為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驅逐我。

　　什么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這些年全國圍著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幾個干將全在外地，北京、長沙、武漢、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線者卻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態度看似溫和，全以朋友相稱，甚至稱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順眼，偶爾擠眉弄眼，卻絕不會橫眉豎眼。他們時不時在報刊上拋一點閃爍其詞的“材料”，作一點陰陽怪氣的“規勸”，等到終于引逗出了外地的叫罵聲、殺喊聲，他們微微一笑，準時下班，在碗盞間發幾句超然之論，然后盤算起做小官、賺小錢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厭惡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觀者。旁觀者也能大致判斷事情的真偽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續，尤其希望看到像“馬桶車撞奔馳車”這樣有趣的事情的延續。在這種群體氣氛中，一個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換取安適，卻不容易憑著創造而長久生存。上一個世紀的前半期，上海曾來過一些大格局的創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發的國際多元文化生態，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這么一個濕膩膩的頭銜。如果上海文化什么時候不再具備創造者的人格溫度，不再以現代產業運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廣納、冒險開辟、無界發散的態勢，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設施和排場，也失去了靈魂。

　　上海在我的中學時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后來我在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經多少咬，也總是默默忍受，只顧以更多的勞作來為它增添一點文化重量，作為報答。十多年前在全國各地考察時深知上海名聲太差，還寫了一篇《上海人》力排眾議，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有容量，也最有潛力的地域文明，并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勁打氣。后來，我又一再論述，上海人應從小市民而轉型為大市民。這些年隨著上海的經濟發展，情況已經大有改觀。但幾經折騰我已明白，自己雖然仍然喜歡這座城市的建設管理、衣食住行、生態氣息，而在文化上，我與它有很大隔閡。因此這些年來除了探望爸爸、媽媽，已基本不去。

　　現在，連爸爸也離開了，只剩下不斷用家鄉方言嘆息著“寂寞”的媽媽，留在那些街道間。

　　直到爸爸臨終，我都無法向他解釋，他當初把我帶到上海來這件事，包含著多少生命的悖論。這種悖論并不艱深，叔叔在年輕時已經領悟。

　　其實爸爸也領悟了，最雄辯的證據是，他不想讓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個“朋友”來參加自己的追悼會，他沒有留下一份與這座城市相關的通訊錄。

　　那么，就開一個家庭式的追悼會吧。

　　家里人、親眷、家鄉人，再加上我們這幾個兒子的朋友。

　　追悼會的主要內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出爸爸從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別要仔細地映出他藏在抽屜里的那一大疊紙頁：大批判簡報、申訴書和一張張借條。

　　這些圖像的講述人，是我的妻子馬蘭。她原來對屏幕上的災難記錄并不清楚。由她講述，有一種由外而內的悲憤。那天她黑衣緩步，慢慢敘述，堅持到最后沒有哽咽。

　　我致悼詞，主要是解釋那些借條。我聽到，現場響起了一片哭聲。

　　追悼會以后，我一直在想，真后悔沒有多問爸爸一些問題。幾天之差，就成了永遠的猜測。

　　我對妻子說：“應該動員你的爸爸寫回憶錄。不是用來出版，而是為后代留下生命傳承的記憶。對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種精神總結，很有意義。”

　　妻子點頭。

　　我們沒動員多久，岳父就同意了，當天便動筆。

　　幾天后的一個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飯，岳父坐在餐桌邊還淚流不止。岳母一怔，隨即問：“寫到哪兒啦?”岳父沒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說：“老伴，你真不容易!”

　　這頓飯，兩位老人紅著眼睛說幾句，吃幾口;吃幾口，說幾句。我們的侄女馬格麗聽起來十分艱難，卻也覺得自己應該知道，當即要求，把爺爺寫下來的文稿輸入電腦。

　　以后幾天，輪到馬格麗紅著眼睛上餐桌了。

　　有一天吃完飯，我和妻子與兩位老人閑聊。我把氣氛調理得很輕松，然后請岳父談談回憶錄的寫作，尤其想聽聽與妻子有關的內容。

　　以前，我只知道他們在縣城挨批斗時把五歲的馬蘭和兩個哥哥送到舉目無親的葉家灣躲藏的'事。

　　岳父說：“她出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來還非常感動。”

　　馬蘭出生前，兩個哥哥已經餓得皮包骨頭，特別是小哥哥，幾乎快不行了。做父親的和其他很多右派分子一起在水庫工地上服苦役，毫無辦法。一個干部走過來，要岳父把這個孩子送給他。岳父搖頭，干部說：“你這么個右派分子，怎么養得活兩個孩子呢?”這話刺激了周圍的右派分子，等干部走后，一人湊一斤糧票，這在當時等于是割膚捐血。岳父接著再湊錢去買粗糧，全家活下來了，這才有后來的馬蘭。

　　說到馬蘭，岳父高興了。他說：“受罪的人也會有很好的后代。老伴懷馬蘭時，我就天天到河里摸魚，保證營養。所以我在回憶錄里向天下夫妻傳授經驗：要生一個漂亮一點、聰明一點的孩子嗎?妻子要多吃魚，而且要丈夫下水親自摸!”

　　我們一聽都笑了。岳父還在說：“但是要培養成為人才，還有很多門檻。有一條最關鍵的門檻，是她跨的。”他指了指岳母。

　　岳母知道他在說什么，便接著回憶下去。

　　說的是，馬蘭十二歲時初中畢業，考上了省藝術學校。全部復雜的手續都由她這個小女孩自己辦完，但遇到了最后一道門檻跨不過去了：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兒，政治審查通不過。

　　對此，岳父本人沒有發言權，因為事情的起因就是他。但他還是連夜寫了一封封的申訴信。學校從錄取到報到的時間很短，這些申訴信往哪兒寄，寄了有沒有效果?

　　岳母也是一個演員，平日不會對任何人說半句重話，這天她跟著劇團在一個山區演出，聽到這個消息后悲憤交加，決定破罐子破摔，不干了。劇團領導勸不住她，只好請來在當地下放蹲點的一個革委會秘書。

　　革委會秘書指了指山坡上連綿的火把，說：“你看，遠近幾十里的鄉親們都舉著火把來看戲了，主角演員罷演，這可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說：“那你們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兒考上了學校卻不準上學，我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革委會秘書又抬頭看了看暮色中的群山，火把越來越多，遠遠看去望不到頭，像一條神秘而光亮的長龍。他覺得今夜如果不開演，真有可能釀成重大事端，態度就軟了下來：“這樣吧，你女兒上學的事，不難辦，我明天一定給革委會主任說。”

　　“我很難相信你們。”岳母說。

　　“那我現在就向你保證，一定讓你女兒上學!”一個秘書就這么作了決定，這就是“文革”。

　　“你說了不算數。”岳母還是很硬。

　　“那我現在就出發去找革委會主任，你上臺!”秘書急了。

　　“那好，你出發，我上臺!”岳母說著也看了看山路。秘書逆著火把的隊伍出發了，她也開始化裝。

　　幾天后，十二歲的小馬蘭拖著一個大木箱，里邊塞著棉被和棉襖，擠上長途汽車向省城出發。岳父、岳母都分別向自己所在單位請假，說女兒實在太小，省城實在太遠，希望能送一送。兩個單位都不批準。

　　這次長途汽車，坐了整整八個小時。

　　聽兩位老人說完，我對那曾經延綿過火把長龍的青山，產生了渴念。

　　青山下，還有那群湊糧票的右派分子們挖出來的水庫，還有庇護過五歲馬蘭的葉家灣……

　　于是，我們一頭撲回到了青山大湖之間，撲回到了妻子十二歲之前留下過腳印的全部地方。

　　妻子踏入葉家灣時腳步非常小心。這是她五歲離開之后第一次回來，當年接收她的葉小文大爺還身體健朗。她還能記得幾乎沒有什么變化的池塘、土坡和泥墻。見到圍過來的鄉親她不斷致謝，感謝這個小村莊讓她在大難中借住了一段永生難忘的時光。

　　和我一樣，她后來以最長的時間借住在一座城市，而且很對得起那座城市。但是，那座城市在情義上，遠不及這個小村莊。

　　“大爺，從縣城過來那么遠的路，當年你是怎么把我馱過來的?騎在你肩上嗎?”妻子問葉大爺。

　　“不，是坐在拖蔬菜的板車上，也有一半路是你自己走的。”大爺記得很清楚。

　　“我記得滿路都是野花。”妻子說。

　　縣城叫太湖，我們仔仔細細地看了那些街道。今天，這些街道以巨大的熱忱歡迎我妻子的回來，古樸的石板小路邊擁擠著最醇厚的呼叫和微笑。

　　妻子說：“其實爸爸、媽媽到這里，也是借住。太湖已經靠近湖北，對省城來說實在太遠，爸爸大學畢業時分配工作，被一個有背景的人‘調包’，糊里糊涂到了這里，以前連這地名也沒有聽說過。媽媽更有趣，本是安慶一所女子中學的‘校花’，畢業時聽說太湖招募演員，以為是江蘇的名勝太湖，興高采烈地來了，那天在這個小縣城住下后還問，明天到太湖還要趕多少路?”

　　“于是，小縣城里文化最高的小伙子，遇到了小縣城里最漂亮的女孩子……”我開起了玩笑。但這兩個“最”，倒是來到這里后一再聽當地老人們說的，不是我的夸張。

　　“問題就出在這里。”妻子說，“我后來一直聽很多大叔大媽感嘆，爸爸被打成右派分子受難半輩子，什么罪名也沒有，只因為他是大學畢業生，而媽媽又漂亮了一點。人們見不得美好，更加見不得兩種美好的結合，覺得太刺眼了，就要想著法子來暗掉。”

　　“你好不容易到省城讀藝術學校，頭上一直頂著‘右派子女’的帽子吧?”我問。

　　“處處矮人一截，只能低頭用功。”她說，“在集體宿舍，一位女同學說，她的床飄得到雨，要與我換，我也覺得理所當然，立即換。”

　　我一算，那時間，正好是我爸爸病危，醫院和單位因他是“打倒對象”而不給會診，我瘋瘋癲癲地到處奔波而求告無門的日子。而且，也是這些年那幾個酒足飯飽的專業誹謗者憑空誹謗我有“歷史問題”的日子。

　　這時我們已站在縣城到省城去的路口。妻子說：“那夜大青山上鄉親們的火把長龍救了我，讓我走通了這條路。現在才知道，并沒有走通。”

　　“我也沒有走通。”我說。

　　天已薄暮。我們抬頭，青山依舊，卻不知今夜，還有沒有一兩支火把閃爍?

　　冬至到了。

　　我和妻子提前一天回家鄉打點。第二天早上，幾個家人租了一輛旅行車，陪著媽媽，捧著爸爸的骨灰盒，也到了山口。我、妻子和一大批親眷、族人已在那里等候。

　　我從弟弟手中接過爸爸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琴花阿姨早已準備好一把大傘罩在我頭上。長標舅舅提醒我，要邊走邊喊。我問他喊什么，他說，就喊：“爸爸，回家了!”

　　于是我喊：“爸爸，回家了!我們回家了!”

　　我童年時非常熟悉的山草氣息撲面而來。眼前就是了，大地的祭壇，百家的祠堂，永遠的吳石嶺。

　　上山坡了。山坡邊上已排著親眷、鄰里送的一個個花圈。腳下是山石和泥沙，還有大量落葉和松針。我又喊：“爸爸您看，那么多人陪著您，琴花阿姨給您打著傘，我們一起回家了!”

　　山坡下那條由東向西的路，就是我在六歲前的一個晚上獨自翻過吳石嶺和大廟嶺去尋找媽媽的路，這事，爸爸一直不知道。山坡上全是密密的楊梅樹，我在《牌坊》中寫過，小學同班同學中有一部分住在山腳下，家里都有楊梅樹，楊梅季節邀請老師進山吃楊梅，老師進山后只聽到四周親熱的呼叫聲卻不見人影，呼叫聲來自于綠云般的樹叢。這些描述，爸爸都讀過，他現在就要到綠云深處長眠。

　　山坡往西一箭之遙，就是上林湖了。這里細潔的泥土、清澈的湖水、純凈的炭火，燒制過曹操、王羲之、陶淵明、李白的酒杯。我在《鄉關何處》里寫到過這一切，這篇文章爸爸也讀過，從今天開始，他要夜夜傾聽那遙遠的宴饗。

　　宴饗結束之時，爸爸也許能見到那位尚未確證的祖先余上林先生，以及他的兒子和朱夫人，最后一對窯主夫婦。千年窯火與南宋一起熄滅，與岳飛、文天祥、辛棄疾一起熄滅，為的是留取半山的干爽，來侍奉那一批古書，文化的遺脈。但遺脈一直沒有找到，直到今天。這里邊埋藏著太多的未知，爸爸細致，會有耐心去一一探詢。

　　無論如何，那個初春的夜晚，上林湖邊隨著一對年輕夫婦的喊聲，窯火一一熄滅時的景象非常壯觀。我想，從今以后，爸爸只要看到夕陽沉入上林湖時的凄美圖景，都會產生聯想。

　　隔著一條山路，對面的山坡上有一長溜平展的墓臺，那里留下了我家的另一段歷史。四年前我與妻子來拜掃時長草沒身、路徑難尋，便修筑了這個水泥墓臺，以及通向墓臺的一條水泥小路。

　　東首第一個，是“文革”期間屈死在安徽的叔叔余志士先生的墓。我說過，叔叔出生在上海而不喜歡上海，工作在安徽而不喜歡安徽，獨身一人，尋找潔凈處所。這兒，就是這位美男子的人生終點;

　　第二個，是伯伯余志云先生的墓。他去世太早，我沒有見過，但他留下的一箱子書，為我的草昧童年打開了一個大門;

　　第三個墓最大，是祖父、祖母的了。祖父早逝后，由祖母挑起全家重擔又走了整整半個世紀，但讓我們不安的是，墓碑正文上沒有這位偉大女性的痕跡，只有在旁側石刻碑記上提及“毛氏”二字。這是此間祖輩的風尚，到了父輩，墓碑上就會并列夫妻的姓名了。我想過很多補救辦法，都不行，何況我們確實也不知道祖母的真名。這個墓的碑文和碑記，都是外公寫的，書法很好，得益于柳公權和歐陽詢之間;

　　第四個墓是外公自己的了，碑文是他自己寫的，筆觸已很衰疲。外公落魄一生又詩酒一生，與我們這些晚輩都嘻嘻哈哈，因此我們從東到西一個個拜掃過來，到他這里就悲氛大減，都微笑著給他老人家上香。

　　墓臺就這么長，兩端都很難延伸，因此爸爸的墓只能安在對山。當然也有另一個理由，對山上面還有曾祖父余鶴鳴先生和曾祖叔父余鶴生先生的墓。祖母曾囑咐爸爸要年年祭掃，又特別關照，曾祖叔父終身未娶，祭掃時不可怠慢。爸爸聽話，把自己的墓安排在祖輩腳下。

　　聽長標舅舅說，我的表哥王y勝先生的墓，也在祖父、外公的同一個山坡上。但今天上山的人很多，有好幾位已經勞累不堪，也就不去尋找那個太悲慘的戀情故事了。

　　當年，當我們還都是小孩的時候，是我第一次帶著益勝哥進山的，把他嚇得不輕，慌張逃出。現在，他早已成為這座山的一部分。

　　造成這個悲慘故事的另一個主角，表哥的母親，我的姨媽，其實更加悲慘。她也安葬在此山，卻沒有葬在她兒子的邊上，這曾經使我很難理解。現在我理解了，她晚年一次次在這里飲泣，似乎覺得兒子不會原諒她。但她永遠不會離開這個山坡，最后把無窮無盡的后悔，埋藏在別人很難尋找的荒草間。

　　長標舅舅說：“她自己選定的墓地，柴草都高過了頭頂，腳下蟲禽太多，誰也進不去。”

　　姨媽的自我懲罰，非常殘酷。

　　──我站在山口，看著、想著這一宗宗前輩的墳墓，突然如獲神諭。山道兩邊，是兩頁斜斜的山坡，這便是一本碩大無比的古書，每個墳墓都是一段秘語，寫在草樹茂密的書頁上。這本書有舊章又有新篇，但整個說來，仍是一本古書。

　　這便是“吳石嶺里藏古書”。

　　辦完事下山，大家去了朱家村。

　　我們扶著媽媽，很快找到了那個直到今天看來還有點氣派的宅第。宅第早已換了主人，門窗都關著，敲門無人。但四周的鄰居聽說我媽媽回來了，全都趕了過來，一片歡聲笑語。

　　賣糖人從外婆手里接過舊衣、舊布，抖開來，在陽光下細細看一遍，塞進挑子下邊的竹簍里，然后揭開遮在竹簍頂面上的一塊灰布，露出一大盤麥芽糖，把剛才沿路敲打的鐵鑿子按下去，用小榔頭一敲，叮、叮幾聲，削下一小片，又一小片。外婆伸手拿起，分給我們。

　　我后來一直覺得，帶走這個宅第最后一絲豪華遺跡的，就是那個糖挑子。正是在這里，我們把大墻內僅留的一點往日驕傲，含在嘴里吃掉了。

　　腦海里正回響著叮、叮的鐵鑿聲，卻聽到我妻子馬蘭和弟媳吳敏在邊上議論：“這位老太太真漂亮!”

　　我順著她們的目光看去，只見一位身材瘦削的老太太與媽媽摟到了一起。這位老太太與媽媽年齡相仿，也該八十歲了吧，但臉面清秀而干凈，笑容激動而不失典雅，這是鄉間老太太中很少見的。而且，我覺得依稀面善，卻想不起是誰了。

　　我走了過去，問：“媽，這位是誰啊?”

　　媽媽連忙把我拉到老太太眼前，說：“逸琴，這就是我的大兒子秋雨。”然后轉頭對我說，“王逸琴，你記得嗎，和我一起去教書的王逸琴!”

　　啊，原來是她。

　　媽媽當年抱著我敲開她的家門，說自己嫁過去的余家高地地全是文盲，要她一起去義務辦班教書。

　　不久，我家堂前，余家祠堂，就有了兩個夾著書本、穿著旗袍的美麗身影。

　　她們當時那么年輕，卻試圖讓王y明、黃宗羲留下過腳印的原野上，重新響起書聲。她們成功了嗎?好像沒有，又好像有。

　　這是土地的童話。今天，童話的兩個主角重逢，卻都已八十高齡。

　　我，就從這個童話中走出。

　　從朱家村到余家高地地，半華里。

　　橋頭鎮的鄉親們保全了我家的老屋。我小學的老同學楊新芳先生見到我家遷居上海后散落在鄰居間的家具，還一件件收集，又有小鎮文化站的余孟友先生和本家余建立先生留心照管，結果，也就完整地留住了我的童年，留住了當年媽媽和我夜夜為鄉親們寫信、記賬的門戶，留住了村莊里曾經惟一亮燈的所在。

　　又見到了我出生的床。妻子輕輕地摸著床楣，說：“真是精致，像新的一樣。”我說：“那蘭花布帳也沒有換過，我第一回睜開眼睛看到的，就是它。”

　　我往床沿上一坐，只覺一種懶洋洋的困乏。我從這兒下地，到外面借住了那么多地方，到今天才回來。

　　一個年輕的族親在一邊說：“可惜，你《老屋窗口》里寫到的風景，全被那么多新建筑擋住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屋后就是繁忙的公路，車輛擁擠，當年小河里夜航船的梆子聲，也不會再有。祖母聽到梆子聲就起床了，點亮一盞小小的油燈，右手擎著，左手摸著樓梯護板一步步下樓，不久，灶間的煙囪里就飄出了幾縷白霧。

　　樓梯邊，就是我的小書房。當年我踮腳進去，支起帳子讀完了《水滸傳》，借著梁山好漢的勇氣把黃鼠狼鎮住了。

　　前幾個月，鄉下有人到上海，我已經托他們把幾個書箱帶回，放到這個屋子里。書箱里裝有一些舊書，卻還故意留出了不少空當，我早就想好了，還有一些東西要鄭重地存放到這兒。

　　我說過，這個小書房的樓板下正是過去余家安置祖宗牌位和舉行祭祀的“堂前”。那么，我要把爸爸臨終留下的那一大疊紙頁，包括大批判簡報、申訴材料和他寫的一張張借條，存放在這里，給祖宗一個交代。

　　我知道，爸爸一定會贊成我的這個安排。我本想在他下葬時當場焚毀這些傷心紙頁的，但冥冥中有一個聲音在說：“留下。”

　　我自己也要留下一堆東西在樓板上，那就是我實地考察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記錄，以及近十余年來中國文化傳媒界對我的大規模誹謗文字。雖然還遠沒有收齊，但現在看到的冰山一角已經極為驚人，在中國創造了好幾項紀錄，我想余家的祖宗一定會因此而自豪。

　　我還會把十余年來我的著作的盜版本百余種一起存放在這里，在這方面我也創造了全國紀錄。

　　會讓祖宗不悅的是，對我的誹謗者和對盜版的辯護者中，竟然也有兩個余家子弟。對此我會求告祖宗，不必動用家法，揮手摒逐便了。

　　當年在這屋子里沒有讀懂《石頭記》，卻讀懂了《水滸傳》。沒有得到《三國演義》，但在小學語文課本里卻有一篇《草船借箭》，讀得神醉心馳。諸葛亮驅使一排草船在清晨濃霧的江面上游弋，敵軍誤判，萬箭齊發。草船把萬支亂箭全部帶回，而諸葛亮卻坐在草船里邊悠然喝酒。

　　今天我也把射向我的萬支亂箭帶回來了，嘩啦啦地擱在樓板上，讓黃鼠狼們消遣去。然后鎖門，搖手呼喊，我們也到鎮上去喝酒。

　　路上我想，目前手頭正在寫一本書《借我一生》，必然涉及誹謗者們最不愿意看到的歷史真相，因此是一艘最大的引箭草船。這次引箭，多多益善，目的是為后人留存一點奇特的資料。我要后人注意的，并不是那幾個職業誹謗者，而是今天中國傳媒界不知為什么又對他們重新產生巨大的興趣，把他們手上只要沒有“現實政治麻煩”的傷人刺棘全都當作利箭一一發射出來的驚人景象。在這種景象中該怎么做，余家祖宗已有默默暗示。至少，我本人連遠遠地掃一眼也不會了。剛剛已吩咐過家鄉文士和兒時同學，空時逛逛書肆，一見便隨手抓下，直接鎖進老屋。

　　諸葛亮把帶回來的一大堆亂箭重新用作武器，我不會。我只是讓自己的老屋永遠鎖住那些兇器，讓它們慢慢銹蝕，讓世間少一份兇險。因此，貯箭的老屋是一座仁宅。

　　有爸爸的借條在上，那就足以證明，余家長輩只在亂箭橫飛中試圖借取家人的生命，包括我的生命。

　　快到小鎮的時候，我問小學里的幾個同班同學：“還記得《草船借箭》嗎?”

　　他們說：“看你說的，這怎么會忘?”

　　我又問：“黃鼠狼會啃咬紙頁嗎?”

　　他們說：“一般不會吧。”卻又看了我一眼，奇怪前后兩個問題毫無關聯。

　　那我就放心了。那些紙頁中惟一不能損壞的，是爸爸寫的那些借條。

　　媽媽由家人陪著，坐旅行車回上海了。

　　臨走前她站在老屋里對我說：“真想在這個屋子里再住幾天。”

　　我說：“灶頭還在，卻沒有柴;老缸還在，卻沒有水;大床還在，卻沒有被……”

　　媽媽無奈地笑了。她也知道，這老屋只能看，不能住了，鄉親早就用上了煤氣、自來水和衛生設備。他們都紛紛拉媽媽去住，但我們一行人太多，會過分地打擾人家。

　　我和妻子沒有跟著他們回上海，而是繼續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