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作品《世故三昧》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于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現在我假設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于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紹介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下的中國，關系也真是大，事實給與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為人人都脫不了這關系，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說著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為了謠言，弄得凌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鄤那樣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于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著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著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著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著大家;但更好是不開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連臉上也不顯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樣來……”
這是處世法的精義，只要黃河不流到腳下，炸彈不落在身邊，可以保管一世沒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話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許要以為我是在教壞了他們的子弟。嗚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費了。
然而倘說中國現在正如唐虞盛世，卻又未免是“世故”之談。耳聞目睹的不算，單是看看報章，也就可以知道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對于這些事，除了有時或有同業，同鄉，同族的人們來說幾句呼吁的話之外，利害無關的人的義憤的聲音，我們是很少聽到的。這很分明，是大家不開口;或者以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連“以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沒有。“世故”深到不自覺其“深于世故”，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這是中國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
而且，對于看了我的勸導青年人的話，心以為非的人物，我還有一下反攻在這里。他是以我為狡猾的。但是，我的話里，一面固然顯示著我的狡猾，而且無能，但一面也顯示著社會的黑暗。他單責個人，正是最穩妥的辦法，倘使兼責社會，可就得站出去戰斗了。責人的“深于世故”而避開了“世”不談，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藝，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深更深了，離三昧境蓋不遠矣。
不過凡事一說，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說“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諦，在行而不言;我現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離三昧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心知其意可也!
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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