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一直相信，隨著八零后九零后們的成長，我們的文化會慢慢地向自主、獨立、平等等方向發展。但是，近來聽的一個故事，卻讓我對自己之前的想法產生了懷疑。
一個大一的學生說，他們班級組織活動，搞彩排，邀請了學院學生會的幾個“小干部”來指導。彩排前，班長緊張兮兮地向全班同學說，這幾個人可能不是學生會的一般干事，而可能是“中層”!他們在臺上排練，幾個“中層”在臺下看。看完之后，有一個“中層”站起來毫不客氣地批評與指責，“如果你們非要這種腦殘式的內容，我們也管不了了”，云云。
我不知道目前的學生組織中，“中層”這個詞兒被提及的概率有多大，也不知道這個只應存在于職場的、帶有顯著官僚氣息的、過于威權的詞匯，是怎樣走進本該陽光燦爛的青年群體當中的。我只知道，二十年前的我們當中，沒有這個詞兒。而且，那時候的我們，即便做了“小干部”，多數也只是當好玩、求上進，沒有動不動就對“同類”大加呵斥和顯示威權的。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學校的管理。二十年前的學校，處心積慮地對教師這個職業進行的“管理”并不多見，大部分的教師處于一種相對松散的、閑云野鶴式的“自我管理”狀態。但是，目前的學校管理，卻處處皆是荀子論秦的“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在各級組織中對人的控制是不是嚴格了?這種嚴格是從“小國寡民”式的農業社會往現代社會過度所必須的嗎?我們使用的對各類組織進行管理的辦法，是開放的結果即西方式的管理，還是復古的結果即專制式的管理?“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的“秦國之俗”是否在假借西方管理還魂?質言之，我們的文化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對于文化進步和退步問題的回答，不管是怎樣的結論，都將不可避免地觸及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問題。
我有一個較為持久的觀點，認為家文化是就是中國文化的根袛。
前幾天和朋友聊天，他認為除了家文化外還有官文化、酒文化等等。我說，官文化、酒文化其實也是由家文化里衍生出來的。說到底，官文化不就是家長式的威權文化嗎?酒文化，不就是想把生人變成熟人、把外人變成“內人”的過程嗎?再想想我們生活中的文化，皆是如此。比如，講求情感的道德文化、講求順從的忠誠文化、講求禮尚往來的禮文化和可能演變成的賄文化、講求義氣的幫派文化。凡此種種，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