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文官政治對宋代繪畫藝術的發展論文
鑒于安史之亂、藩鎮割據的危害及自身黃袍加身的經歷，宋太祖由馬上取天下之后隨即轉向以文化成天下的治國之策。經后世幾代君王，最終完全確立了崇文抑武的文官政治制度。北宋一朝尤重科舉取士，大批文士通過科舉途徑進入政界，從而使宋型文化彌漫著濃郁的文人氣。
文官政治的推行，使得文人士大夫們有了與此前不同的政治責任感。文化的繁榮，加之士大夫日常生活的藝術化追求，改變了對于繪畫藝術的傳統認識。“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所以說，“中國古代美學是一種人生美學”。[1]具體而言，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繪畫審美境界有以下個方面的表現：
一、文人士大夫階級構成的變化對繪畫的影響
文官政治及科舉制的推行，使得文人士大夫在滿足于政治地位的同時，又開始尋求社會生活其它方面的興趣與愛好。因此，文人士大夫充當了多維的社會角色，集政治、文化、藝術于一身。對此，王水照先生指出：“宋代士人的身份有個與唐代不同的特點，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學者于一身的復合型人才。”[2]
如此的政治氛圍與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使得宋代士人受到較為全面的文化熏陶，他們大多具備包括詩、書、畫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正如南宋學者鄧椿所言：“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蓋寡矣。”[3]又如趙孟堅“工詩文，金石書畫俱能。”[4]士暕，“讀書能文”、“兼工畫藝”。[5]這些文人士大夫不是以單一的文化、美學的角色出現，而是文化、美學的全才。宋代以繪畫隆盛，因此出現士大夫“莫不于詩文政事之暇，撫弄筆墨，附庸風雅，故論畫文字甚多”[6]的情形。
濃厚的人文氛圍使得人們對不同藝術門類的認識不斷深入，從而形成詩、書、畫一體的美學觀念。在蘇軾《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有記載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7]再如徽宗所作《芙蓉錦雞圖》，就題有詩歌“秋勁拒霜盛，峨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鳧鹥。”[8]詩情畫意，相得益彰。
宋代以科舉進入仕途，且“取士不問家世”，使得以世俗地主為主體的大量人才涌入官僚機構，這就使宋代政府具有“平民化”的色彩。因而風俗畫大量興起，《清明上河圖》堪稱市民生活的不朽長卷。
二、文人士大夫的個人情操對繪畫的影響
詩、書、畫異形而同品，皆以人的性情為根本，都應表現出作者的性情、氣質與精神面貌。“設色花鳥之外，專用水墨畫花卉之風亦漸盛，而尤以蘭竹梅等為流行。蓋文人學士，逸興寫意之作，不甘調粉涂脂，不甘循規蹈矩，脫略跡象，一以筆墨之情趣為旨歸。”[18]由此可見，作者的人文教養愈深，其個性、藝術精神在作品中的表現便愈加深入。法國人有一句名言：“風格就是人本身。”風格在這里一般指的是個別藝術家在表現方式和筆調曲折等方面完全見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點。[19]若就繪畫題材而言，蘭梅竹菊“四君子”遂成為文人畫中最具有個性的題材。
三、文人士大夫心態的變化對繪畫的影響
宋代士人的心態較前代已有很大變化，娛樂享受成為士林的合理要求和自覺追求，使得士人縱情山水的山水畫成就較大，據史料記載：北宋文人高克明，“善幽默，多行郊野間，覽山林之處，箕坐終日。”又有：郭熙，“山水寒林，施為巧瞻，位置淵深，雖復學慕營丘，亦能自放胸臆，巨障高壁，多多益壯。”[9]士人對山水畫的欣賞與創作，使得山水畫在審美創作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由武轉文的變型使得文人的心態趨向于“平淡”，以深遠閑淡為意，于是平淡、清雅便體現了宋人審美的基本態度和格調。例如：士雷，“長于山水，清雅可愛”。董源“以平淡優雅之筆，寫江南秀麗之景。”[10]又如：釋巨然，“老年歸于平淡”。[11]米芾評董源的繪畫“平淡多天真”，“皆得天真”。[12]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的懷才不遇、寓興于畫的心態對繪畫的創作也具有相當的影響。蘇軾稱贊文與可的畫“合于天造，厭于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13]而文同，擅畫墨竹，“凡于翰墨之間，托物寓興，則見于水墨之戲。”[14]《畫繼》中記載：劉延世，不得志，為其所畫墨竹題詩云“酷愛此君心，常將墨點真。毫端雖在手，難寫淡精神。”趣尚之高，有如此者。[15]此外，像李營丘，也是一個多才足學之士，然“屢舉不第，竟無所成，故放意于畫。”[16]《宣和畫譜》中亦云：李成，“善屬文，氣調不凡，而磊落有大志。因懷才不偶，遂放意于詩酒之間，又寓興于畫，精妙初非求售，唯以自娛于其間耳。”[17]因此，他的山水畫具有“清曠”的特征。
宋代士人在政治上崇尚氣節，高揚人格力量。北宋文人畫家文同擅畫竹，他之所以畫竹，實際上是以竹自比，抒發自己的懷抱。蘇軾也擅長畫墨竹，“從地一直起頂，或問為何不逐。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耶，雖文與可自謂吾墨竹一派在徐州，而先生自謂吾為墨竹。”[20]蘇軾還曾稱贊文與可的梅竹石云：“竹寒而秀，木瘠而壽，石丑而文，是為三益之友。”[21]除此之外，還有華光“以畫梅著于北宋，后人乃譔為口訣，讬之華光以自重。”[22]南宋著名文人揚無咎，書畫均有名，尤其擅長畫梅。據載，揚無咎為人耿介，不慕榮華，敢于藐視權貴，正與寒梅品格相符合。專以墨龍揚名畫史的陳容(13世紀)也是理宗朝進士，卻一生坎坷，屢遭貶降而孤芳自賞。晚年雖清貧，卻能吟傲自適。在現實中無法達到的遠大志向，在畫面上借云蒸雨飛之中變化無窮的巨龍得到酣暢淋漓的表現。這里，畫家是在以龍寓志。[23]
文人士大夫的個人品性對繪畫也產生著極大的影響。據《畫繼》中記載，李石，“少負才名”，“任太學博士，直情徑行，不附權貴，遂不容于朝”，“醉吟之余，時作小筆。風調遠俗，蓋其人品既高，雖游戲間，而心畫形矣。”[24]
宋代文官政治的推行，使得士人們的興趣愛好得以充分的發揮，就繪畫審美藝術而言，取得了較前代王朝更大的成就，并對后世朝代產生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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