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與金融論文
導語：財政是指國家（或政府）的一個經濟部門，即財政部門，通過其收支活動籌集和供給經費和資金，保證實現國家（或政府）的職能。金融是貨幣流通和信用活動以及與之相聯系的經濟活動的總稱。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財政與金融論文，歡迎大家閱讀！
財政與金融論文一
1 地方財政與地方金融業開展有關性剖析
1.1 地方財政與金融業具有高度的有關性
地方財政和地方金融是完成地方經濟開展的首要資金來歷，二者在支撐地方經濟開展上構成彼此補充的作用。財政與金融的有關性目標跟著經濟的開展為提高，金融與財政具有內在的關聯性。依據北京市2005-2011年的數據計算，地方財政與金融的相聯系數可達0.9845，在剖析地方財政出入與金融存貸的有關聯系標明，財政開銷與金融存貸相聯系數分別為0.9427和0.9468，地方財政與金融的相聯系數較低。
1.2 財政安穩是化解金融危險的首要條件
金融財物的最大威脅時不良信貸業務過多，安全性能對比低。假如金融職業發作危險，有必要及時處置有問題的金融機構，切斷金融業務對同行構成的沖擊，這單靠金融機構的實力是不夠的，需求政府財政資金的寫入才能構造危險問題。金融是經濟的中心，聯系到社會的安穩和公民的出產日子，因而，假如你金融業發作危機，政府以財政手法介入。在對金融財物不良的處置中，都需求政府財政資金的支撐，才能處理金融危險問題。因而，通常把金融機構不良的財物作為政府的債款處理。
1.3 地方財政干涉地方金融力度呈正有關
自從施行分稅制以來，盡管稅收收入添加和經濟開展了，可是地方財政收入比重銳減，由此，地方財政壓力非常大，有些地方出現捉襟見肘的景象。為了處理地方財政出入的壓力，政府財力來歷伸向金融機構，2005-2011年，中國政府金融信貸與GDP之比由2.95上升到5.25，地方政府財力的下降與金融才能的上升，構成了“弱財政、強金融”的局勢。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的供給者，因為財力的弱化，必定下降對社會的操控才能，由使用金融體系的特殊性，套取金融借款，來補償地方財力缺少。
2 地方財政與地方金融聯系中存在的問題
2.1 地方財政在金融開展中存在著越位和缺位的問題
地方財政過多的干涉地方金融，構成財政越位。有些地方政府尋求開展的計劃，不按照商場經濟體系的請求，隨意把小型金融機構集中起來構成一致的法人實體。如地方商業銀行由地方政府和公司聯合出資組成，政府變成金融機構的股東，管理人員有政府官員兼任，這致使商業銀行隨意受到政府的支配，影響了商業銀行遵從商場金融職業的開展規律。同樣，財政缺位的景象也存在著，地方政府在信譽社的變革上首要是減免信譽社處置不良財產中的.各項稅費，可是這種優惠政策是短期的政府做法，財政支撐有限，無法樹立長效的信貸危險搬運機制。在推進地方金融開展中，中小公司的信譽擔保機制建造因為缺少資金，制約著地方金融業健康開展。
2.2 地方金融業在地方經濟開展中的缺位問題
地方經濟開展落后，金融信息不對稱、信貸危險對比高級因素，全國性的銀行分支機構只吸收存款，不愿意發放借款，支撐地方相應的金融效勞。從而使城鄉資金流向城市，流向沿海區域，已經變成一種景象，致使了貧窮區域社會經濟的開展嚴峻缺少資金。地方經濟開展沒有金融支撐，而貧窮區域的經濟制約著地方金融業的開展，地方經濟開展中金融支撐缺少致使了地方經濟的開展與地方金融業開展彼此制約的景象。
2.3 地方財政缺位引致的地方金融越位問題
國家關于財政的請求是地方財政作為公共財政退出商場競爭職業，供給公共物品和公共效勞。可是，一些地方政府衷于搞出資項目，請求地方金融供給財政擔保的信貸支撐，而一些項目失利致使很多不良借款。地方財政是教學投入的首要資金，可是有些高校經過地方金融機構大舉借債，構成了巨額的不良借款。有關數據計算，地方政府債款高達1萬億元公民幣以上，縣鄉政府負債變成普遍景象。地方財政缺位致使的地方金融越位問題嚴峻影響了地方金融可持續開展，也反過來影響地方經濟開展和財力提高。
3 完善地方財政與地方金融聯系的主張
3.1 樹立具有束縛力的地方政府舉債機制
在分稅制下，答應地方政府經過標準的法定程序、在高透明度和有用監督的條件下適度計劃舉債，處理短期內市政建造等開銷缺口，同時下降或消除地方政府無規則舉債而致使的很多隱性債款危險。在地方政府舉債問題上，樹立地方政府舉債機制，它妥善處理政府各類債款和擔保職責，操控舉債計劃，避免財政危險的堆集和加劇。地方政府舉債機制要做到以下幾點：一是保證地方政府具有安穩的稅基，逐漸完成中心、省、縣三級財權和稅基的對應，深化以“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為標志的財政層級扁平化變革，完善分稅分級財政體系。二是樹立一致標準的地方政府債券管理制度結構，完善核算法、搬運付出法規，以法令方式清晰各級政府的事權、財權，硬化核算束縛，清晰地方政府是債券發行和償還債款的法定主體，對地方政府融資來歷、資金管理、投進規模和債款償還等作出清晰的法令規定。三是加強中心對地方政府債款監管，地方政府舉債須同級人大經過并報中心政府同意，加強對債款出入核算的審計監督，逐漸樹立全國一致的地方政府債款管理信息系統，樹立地方財政危險預警和操控機制。
財政與金融論文二
我國財政與金融風險的界定
財政、金融風險是我國經濟風險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當前理論界和實際工作部門著力探討的熱門課題。對兩者的系統研究，將促進市場經濟培育和發展過程中財政職能與金融職能的成功轉變，順利實現傳統財政模式向公共財政模式的過渡，以及金融體制的創新。
財政風險象一切經濟風險一樣，是由經濟活動中的多種因素的不確定性引發的。財政活動作為經濟活動的重要內容，它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極為復雜。財政風險是財政矛盾的激化，風險的大小受經濟因素的影響程度而上下波動。這些影響因素既可能是財政內部的不完善或不規范行為，也可能是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使財政政策和相關措施在實施過程中的實際效果與預期效果發生了偏差甚至背離，由此產生了財政風險。若從微觀經濟角度來衡量其經濟活動中的風險，則是一種易于估量的、有形的經濟風險。而財政這一在宏觀經濟活動領域中產生的風險，不僅包含不可估量的、有形的和無形的經濟風險，而且可能導致經濟秩序紊亂甚至危及社會政治安定。
金融風險是資本在運行過程中由于一系列不確定性因素而導致的價值或收益損失的可能性。它可以表現為一種貨幣制度的解體和貨幣秩序的崩潰，也可以表現為某家金融主體在從事金融活動中因不確定性因素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它既包括金融機構從事融資活動，從事投資和資產運用等經營活動產生的金融風險，也包括個人及其它非金融業的工商企業在從事融資活動時產生的風險。金融活動的不確定性是指因經濟波動或金融制度的缺陷、運行秩序紊亂等原因導致的金融領域一系列矛盾激化，對整個貨幣制度、貨幣秩序的穩定性造成破壞性威脅。
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緊密相連，其原因是財政與銀行實則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兩者存在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財政負責政府資金的籌集與運用，銀行則負責信貸資金的存入與投放。雙方在經濟活動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杠桿，兩者互相影響、彼此推進發展。當銀行受體制、經營不善等因素的影響，效益下降，形成不良資產而引發金融風險時，它會通過一定的傳導機制轉嫁給財政。反之，當財政出現收支矛盾激化而形成風險時，它必將波及到銀行。因為作為我國主體的銀行與財政一樣，資財歸政府所有，任何一方出現問題，最終都由政府來兜底。從我國經濟體制的演變過程來看，銀行與財政盤根錯結、糾纏不清，無論是財政風險，還是金融風險，都有對方的因素起作用。因此，要真正弄清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的關系，必須深入分析金融風險中的財政問題與財政風險中的金融問題。
金融風險中的財政問題
（一）財政體制變革中隱伏的金融風險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財政實行統收統支，國家財政集中大部分的國民收入，再通過計劃手段分配經濟資源。國有經濟的生產和投資主要由財政注資完成，企業的生產積累多數上交國家財政，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由國家確定。這期間，銀行完全沒有自主經營的權利，只扮演一個出納和記賬員的角色。因此，此時的銀行自身并不存在風險問題。
隨著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深入，國家主動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儲蓄來源從財政轉移到居民手中。與此同時，國家財政實行“放權讓利”的“分灶吃飯”體制，使財政集中的資源大大減少，表現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28.4%下降到2000年的14%左右。這樣，財政便沒有能力向企業注資，于是推行“撥改貸”改革，將財政無償撥款變為銀行有償信貸，以及要求銀行統管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而“撥改貸”的計劃經濟色彩和銀行代替財政向國有企業供應流動資金，實質上是銀行代行財政職能，將財政的包袱拋給銀行去背的做法。在政企關系尚未理順的前提下，我國的國有企業不具備硬預算約束，自我積累意愿較低，自我發展能力有限，卻有著強烈的投資沖動，不斷地追求規模擴張，使得企業負債中高達80%以上來自銀行貸款。企業視銀行為“第二財政”，還貸意識淡薄，對高負債有恃無恐。加上不少企業粗放型的生產方式缺乏效益，虧損嚴重，造成銀行大量的逾期、呆賬、壞賬等不良資產。另外，銀行本身的制度不健全，使得銀行過度追求信貸的擴張，超過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在信貸軟約束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大了貸款風險，埋下了風險隱患。這幾年，僅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接收的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就達1.39萬億元。綜上所述，我國財政體制在變革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已成為產生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財政與銀行不規范的關系導致金融風險
由于財政、銀行的職責界定不清，使得兩者的運作呈現出一種貌似互不相干的“獨立性”。雙方沒有明確的法律責任，都可根據自身的需要來確定干什么或不干什么。這樣一來，兩大部門更多的是站在本部門的角度，依據自身對經濟運行狀況的認識及部門自身的機制來運行，缺乏部門之間的相互協調與溝通，存在銀行與財政之間職能的“越位”與“缺位”問題。突出表現為以下幾點：
1.財政與銀行的調控目標錯位。當財政財力不足而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應時，不是去加強財政，而是簡單地讓銀行“雙肩挑”，使銀行過多地承擔幣值穩定、充分就業、經濟發展甚至社會安定的責任，致使信貸職能與財政職能劃分不清。由于超出了銀行效能的內在規定性，自然是收效甚微。比如在結構調整問題上，在每次總量擴張中，結構失調不但不能扭轉，反而不斷加劇。這是因為銀行“獨木難撐天”，反而增加銀行的'風險。
2.行政干預的影響。我國國有銀行一直受政府的控制，實質上是“政府的銀行”。財政實行“分灶吃飯”后，地方政府有了相對獨立的財權與事權，企業效益直接影響著地方財政收入和經濟增長。為保護地方利益，政府憑借行政手段指令銀行對不景氣的企業實行貸款掛賬或減免利息；對一些經濟效益差的項目，所需資金也要銀行提供。加上企業在兼并、改制與破產中，政府不合理的介入，使債權難以落實，形成許多不良資產。另外，當財政出現赤字時，為解決資金缺口，往往強迫銀行貸款，作為財政資金補缺的渠道，擠占了大量的信貸資金，使銀行信貸資金跳不出供給制窠臼。這樣無疑給銀行帶來了極大的風險。
3.政策性貸款加大了金融風險。政策性貸款是為實施政府政策而發放的，以政策性銀行為載體，不以盈利為目的。據統計，90年代以來，政策性貸款已占國家銀行貸款總量的1/3以上。我國政策性銀行自誕生起，財政、銀行對它的認識上存在分歧，致使營運中出現很多問題，并且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其政策效應未能得到應有發揮。面對這一新的資金來源，地方政府視其為一塊“肥肉”，融資勁頭足，而運用效益卻很低。當前，政策性銀行資金來源得不到保證，資金運用潛伏著很大的風險，其生存與發展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三）銀行的財政負擔加重
從1978年起，財政幾乎年年出現赤字，撥給銀行的信貸基金逐年減少。特別是1983年企業流動資金供應由銀行統一管理后，財政很少給銀行增撥信貸基金，反而加強對銀行稅利的征收。1998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實現營業收入5 618.49億元，稅前利潤總額95.31億元，繳納的營業稅與所得稅合計為348.99億元。1999年營業稅稅率由5%調增為8%，可見商業銀行的稅收負擔逐步加重。另外，財政借款及大量不良債權和沖賬使銀行自有資金占信貸資金來源的比例由1980年的17.9%下降到1999年的8%.這其中還依靠1998年中央政府指令財政部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發行2 700億特種國債進行注資，才使商業銀行的資金充足率達到8%，基本上符合國際清算銀行對商業銀行規定的資本充足率的下限。如此沉重的財政負擔使銀行自身的經營體系顯得脆弱，降低了防御金融風險的能力。
（四）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影響
積極財政政策是我國經濟處于通貨緊縮時期，貨幣政策啟動經濟乏力的特殊情況下而采用的。它對經濟的拉動效應較為明顯，1998年對GDP的貢獻率為1. 5%，使經濟增長率達7.8%；1999年在更為嚴峻的環境下致使經濟增長率達到7.1%；200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7.9%.無可否認，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復蘇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啟動經濟的效果與預期的仍有差距，它的運用存在著很大的風險。
1.財政部向國有商業銀行發行2 700億特種國債，補充了銀行的資本金，增強了銀行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但財政必須保證其發行的國債獲得7.2%以上的收益，否則財政不能按時向商業銀行付息。那么，國有商業銀行的這部分資本金也將成為虛假資本，隨時會引發金融風險。
2.1998、1999年向國有商業銀行發行2 100億國債，2000年發行1500億國債，全部用于基礎設施投資。同時，地方政府和銀行落實4 000億相應的配套資金以拉動經濟。不盡如人意的是，國債資金的使用帶有很強的計劃性。許多地方政府沿襲過去爭項目、爭投資的做法。在項目實施中出現不按用途使用國債資金，項目前期準備不足，相應配套資金不到位，財務管理混亂等情況，造成一些“半截子”、“豆渣”工程，浪費了大量的國債資金。要知道，積極財政政策是防范和治理通貨緊縮的短期手段，本身是以巨大的財政赤字為代價。若投入的資金大量流失，不能發揮效益。不僅財政背上巨額債務，陷入赤字—借債—赤字的惡性循環中，而且銀行也會形成新的不良資產。到時，金融風險與財政風險共沉浮。
3.財政發行的國債限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不用于加工業及其他方面，其目的在于克服經濟中的短線瓶頸，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這一決策無疑是正確的。但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安排的投資中，偏重于資本密集、規模較大、并由政府全資包攬的重點建設項目；對勞動密集、中小規模、以及吸納社會民間資本參與的生產建設項目，則較少考慮。至于將增發的國債用于消費性的轉移支付如支持社會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則更欠考慮。因此，積極財政政策難以迅速帶動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使得在此嚴峻的經濟形勢下，財政支出極度擴張，增收緩慢。由此影響到銀行，增強金融風險程度。
財政風險中的金融問題
（一）金融機構經營方式對財政的影響
改革以來，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經營方針和管理辦法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業務也開始交叉。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在經營管理方式上仍存在較大缺陷。國家銀行仍沿襲國家機關管理體制，未能真正建立起現代金融機構的內部治理機構、內部約束和激勵機制，造成經營成本過高和管理效率低下，使得銀行效益下降。與此同時，銀行的財政負擔又未減輕，其自身的積累速度放慢，于是銀行業作為財政穩固財源所具有的持續性受到影響，波及到財政的收支平衡。
（二）金融機構重組方面的財政負擔。
從這幾年的實際情況來看，金融機構重組的負擔直接或間接地轉移給財政。在處理金融機構的關閉、破產。或者為了化解金融機構的支付危機中，中央銀行往往要損失部分過去的老貸款或增加新貸款給予支持，中央銀行的貸款損失實際上由中央財政來墊底。另外，中央財政常常提供某些形式的暗補貼。例如，某國有商業銀行在接受被關閉信托投資公司的資產債務以后，減免該銀行一定期限內應繳的中央銀行貸款利息，那么應交稅金相應減少，這實際上接受了財政補貼；或者，某國有商業銀行償付了被關閉信托投資公司的外債后，該銀行上繳的利潤減少了。
對于地方財政而言，同樣要經受金融機構重組帶來的壓力。突出表現為以下幾點：
1.當地方金融機構自有資本不足，以及經營管理不善導致虧損，出現支付危機時，地方政府往往動員地方國有企業向有問題的金融機構注資，以緩解支付危機。或者給予這些有支付危機的金融機構以稅收減免，幫助它們渡過難關。對金融機構分立、合并時，地方財政往往要投入一部分資本金予以資助。
2.在地方金融機構出現資不抵債而破產關閉后，地方政府為了保證存款人的利益，維護社會穩定，不得不動用本地單位的存款，甚至財政性存款去償付自然人的存款債務。有時還以某些優惠條件讓本地企業收購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變現。不僅造成地方財政資金捉襟見肘，而且連累了不少效益好的企業。例如，資不抵債146億元的“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境內自然人存款由廣東省政府墊付。
3.財政體制不健全下滋生的“畸型兒”——農村基金會，最終緣于政策、管理等問題而在全國范圍內整頓關閉，對縣、鄉一級政府的財政產生了較大的沖擊。農村基金會的大面積虧損導致缺乏足夠的資金償付存款，而這些存款直接涉及到農民利益，處理不好將影響到農村政權穩定。因此，縣一級政府動用財政性資金分期償付，鄉鎮一級政府拿不出錢來償付的，承諾延期償付，并同意存款者用存單抵繳應交款項，這對舉步維艱的縣鄉財政無異于雪上加霜。
上述這些都是財政資金信貸化的表現，使金融風險轉變為財政風險。
（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運行的風險。
我國從1999年起先后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AMC），用于收購、管理、處置國有商業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最大限度地保全資產、減少損失。同時，運用債權轉股權、資產證券化、資產置換、轉讓及銷售等市場化債權重組手段，實現對負債企業的重組，推動國有企業優化資本結構、轉變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促進國企早日脫困。其目的是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四大AMC所需資本金全部由中央財政投入，人民銀行只做業務上的指導。它能否良性循環，事關金融風險的化解程度及財政負擔大小。從三個方面可看出它的運行中存在的風險。
1.AMC在處理不良資產過程中有可能與債務企業謀合套取財政補貼。在AMC運行成本高，不良貸款回收率低的情況下，財政每年彌補的虧損將增大，界時財政將不堪重負。
2.國有商業銀行一邊將不良貸款存量劃給AMC處置，另一邊又不斷的產生新的不良貸款，使AMC永遠脫不了身，積累越來越多的風險，將財政也連累進去。
3.國有企業出現的“道德風險”。企業一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由AMC來處置，財政還出資補貼，就賴賬不還貸款，貸款債務約束變得十分弱化，致使AMC運行困難，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是我國宏觀經濟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在我國已初見端倪，若不及時加以防范，任其發展，到時將會突變為銀行支付危機、財政信用危機，直至殃及政府政權的穩定。因此，只有充分認識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的內在關系，采取切實有效的對策措施，才能規避好財政、金融風險。
財政與金融論文三
九十年代以來，世界上不少國家和地區都發生了金融危機，區域性的金融危機伴隨著全球金融一體化的進程波及到全世界，其負面影響甚深。因此防范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已成為“跨世紀的經濟難題”。當金融危機的風暴席卷東南亞各國之際，中國政府及時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中國經濟幸免于難。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未來發展中，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負效應將進一步影響世界經濟的發展；同時我國經濟體制中的金融風險隱患并未徹底根除。因而從財政的角度進一步研究如何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際意義。本文力圖在理論方面闡述財政運行機制與金融風險的相關性，在實證方面剖析中國潛在財政金融風險的聯動性，并提出防范金融風險的財政基本思路。
一、財政運行機制與金融風險的理論分析
從金融風險產生的原因來看，金融風險可分為微觀層面的風險與宏觀層面的風險。微觀層面的金融風險是指金融機構在經營過程中，由于決策失誤、經營管理不善、債務人違約以及其它一些經濟原因所導致的金融風險。它表現為個別金融機構在營運過程中發生擠兌破產現象或企業資產及收入受到損失。宏觀層面的金融風險則是指由于經濟制度缺陷與宏觀調控偏差所導致的金融風險。它是指整個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具體表現為：金融資產價格的不正常波動；金融機構的擠兌；金融資產的沉淀和損失。金融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是以一種極端的形式——金融危機表現出來的。這種極端的形式是指金融體系出現嚴重困難乃至崩潰，表現為所有的或絕大部分金融指標的急劇惡化，各種金融資產價格暴跌，金融機構陷入嚴重困難并大量破產，匯率急劇變動，股市暴漲暴跌以及惡性通貨膨脹等突發事件，從而對實物經濟的運行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金融風險所導致的金融危機不僅威脅整個金融體系的生存和運作，而且還將使經濟增長、價格、產量、就業及國際收支等宏觀經濟指標惡化，從而危及國民經濟的安全運行。
財政運行機制是指各種財政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與相互作用，推動其運行的有機體。財政作為社會產品分配的主要杠桿，通過其運行機制將對金融狀況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由上圖可見，財政運行機制通過財政狀況從兩方面影響國家的金融狀況：一方面財政運行機制將直接影響金融運行機制來誘發與化解金融風險；另一方面財政運行機制將通過國民經濟運行來間接誘發與化解金融風險，因此財政運行機制的優劣對誘發與防范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財稅體制與金融深化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麥金農（Ronald Mckimin）和愛德華。蕭（Edward S.Shaw）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集中研究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 于1973年分別提出了“金融壓制論”和“金融深化論”，從而建立了一套比較適合發展中國家特征的貨幣金融理淪。
金融深化論的核心觀點是：一個國家的金融體制與該國的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約的關系。在政府放棄對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的過分干預，允許市場機制特別是利率機制自由運行的前提條件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活躍的金融市場能有效地動員社會閑散資金向生產性投資轉化，并能引導資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門和地區；另一方面，經濟的蓬勃發展通過增加國民收入和提高各經濟單位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的擴展，由此形成“金融——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麥金農和蕭認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狀況正好與金融深化相反，在金融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一種惡性循環狀態，這就稱之為金融壓制。金融壓制主要表現為：一方面，金融機構高度國有化，金融市場不發達，在政府規定的低利率水平下，金融體制難以有效地吸收各種閑散資金。與此同時，由于資金使用成本極低（在通貨膨脹時甚至為負數），形成旺盛的資金需求。在資金匱乏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金融體系只能在政府的控制下，以“配給”方式提供信貸，能夠獲得貸款的多數是享有特權的國營企業或與官方金融機構有特殊關系的其他企業，貸款不講經濟效益，這種資金集聚困難和使用浪費的狀態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呆滯的經濟反過來又限制了資金的積累和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制約著金融業的擴展，形成金融與經濟發展相互掣肘，雙雙落后的惡性循環。
他們進一步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政策建議。主要有：（1）政府應放棄對金融體系與金融市場的管制，徹底改革金融體制。（2）實施財稅與外貿體制的配套改革。一是金融與財政要各盡職守，金融不能代行財政的職能，不能依靠通貨膨脹幫助政府增加收入，或通過利率進行補貼，而應通過采取緊縮貨幣的方法壓抑通貨膨脹。同時，財政也不能代行金融職能，如以行政撥款形式進行優先投資，進行人為的資金配置；二是要進行稅制改革，實行有利于進出口貿易的增值稅，提高稅制結構的收入彈性，從而為金融深化提供良好的經濟環境。①
雖然，“金融深化”與“金融壓制”理論也存在主張完全取消政府對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干預的缺陷，但它畢竟為發展中國家探索金融改革，促進經濟穩定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理論與政策思路。從財政稅收的角度考察，這一理論至少給我們兩點啟示：一是健全的財稅體制是緩解金融壓制，促進金融深化的重要前提；二是良好的財稅政策是防范金融風險，保持經濟穩定發展的必要手段。
（二）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
財政風險是指由于經濟活動中多方面的原因造成財政資金損失，以及財政不能提供必要的財力，致使國家機器不能正常運轉的可能性。財政風險將導致經濟的劇烈波動，甚至會危及國家政權穩定。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在轉軌型市場經濟體制下（比如我國），財政與信貸的密切聯系決定了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共存。從財政方面來分析，第一，中央銀行代理財政金庫，財政性存款是銀行信貸資金的重要來源。因此財政性存款的規模會影響信貸平衡；第二，財政向銀行發行債券會影響信貸資金的來源和運用，從而有可能影響信貸平衡。例如，1998年我國財政直接向銀行發行了3700億元國債，使財政資金與銀行信貸資金密切關聯，風險共擔；第三，當國有企業虧損而財政無力及時足額進行彌補時，將影響到銀行無法按時足額收回貸款，從而加劇銀行的風險；第四，財政赤字將影響貨幣供應量，有可能導致信用膨脹，誘發金融風險。再從金融方面來分析，第一，銀行稅利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銀行稅利的變化將直接影響財政收入的規模。如果銀行調整利率，變動利差，則不僅會影響銀行的'結益，而且還將影響財政收入與財政平衡；第二，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要通過財政手段彌補在財政依靠發行債券補充銀行資本金的條件下，如果財政不能按時還本付息，則財政必然承擔風險，同樣國有銀行的這部分資本將成為虛假資本。此時，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共沉浮。第四，國有獨資銀行風險的最終承擔者是國家財政。一但國有獨資銀行的的不良資產無法收回時，最終都要直接或間接地落在財政身上。
二、中國潛在財政金融風險聯動性分析
金融風險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不同國家的金融風險各有其特殊性。從我國現狀來分析，經濟體制轉軌中的多種矛盾的綜合作用已加劇了潛在金融風險積聚，而且呈現出財政金融風險交織的特點。從誘發我國財政金融風險的經濟體制根源來分析，在經濟轉軌時期，主要的經濟體制呈現出以下特征：
財政體制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一直處于整個國民經濟“總管”的地位，財政是政府配置資源的基礎，它體現“強財政”的職能特征。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演化為目前的財政體制，即公共財政與國有資產財政性質不分明，兩類財政收支綁在一起的混合財政體制。而且，呈現出“弱財政”的職能特征。從財政收入方面看，財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預算外資金不斷膨脹。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國家財政收入的絕對額一直在增加，但財政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卻從1978年度的32.1％下降到1995年的10.7％。國家財政收入的不足嚴重影響以至削弱了政府職能的發揮。從財政支出方面看，財政收入難以滿足財政支出的需要。我國財政的經濟與社會的雙重職能決定了：一方面國有資產財政要求政府不斷投入資金，保證國有經濟的運行；另一方面，公共財政要求政府建設公共工程，為市場提供必需的基礎設施。然而，目前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的有效財力相當部分只能用于“吃飯”，難以滿足實現財政職能的需要。再從財政收支平衡方面看，1979～1998年的19年間，除1981年和1985年略有結余外，其余每年都是財政赤字，而且赤字額不斷膨脹。財政收支差額一是靠增發貨幣、搞財政發行彌補；二是靠發行國債方式彌補。前一種彌補方式因《中國人民銀行法》的約束已不具有現實可行性，而后一種彌補方式也容易形成赤字債務化，債務消費化的格局，從而誘發財政危機。
金融體制 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人民銀行的主要職能是發行貨幣，接受存款，并依照中央指令性計劃提供國營企業貸款，實際上是財政的會計和出納。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1983年，中國人民銀行改制為中央銀行，但因商業銀行不存在，所以也無從發揮中央銀行的功能。199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先后通過了《中國人民銀行法》與《商業銀行法》。這兩個法的頒布雖然為建立現代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提供了理論與法律依據，但其效果并未立即得到顯現。目前國有專業銀行雖然擁有一定的自主權，但仍受制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導和地方政府的干涉壓力，因而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以市場法則為導向的商業銀行。
從財政與金融的關系來分析，在財政方面，由于目前財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使財政在收入分配、資源配置和經濟調控中的作用不斷弱化，財政只得將緩解轉軌時期各種經濟利益摩擦的任務轉移給金融部門；在金融方面，由于目前還未形成產權明晰、以市場法則為導向銀行體制，因而財政就能通過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間的血緣紐帶將財政的資金配給功能與社會保障替補功能轉嫁于金融部門，其結果導致金融功能異化。在微觀方面將導致銀行信貸不良資產大量沉淀，銀行效益下降甚至虧損，銀行與企業均陷入債務陷阱之中，難以自拔；在宏觀方面將導致通貨膨脹，形成貨幣供給倒逼機制，從而誘發財政金融風險與危機。
融資體制 目前我國是國家壟斷信用制度與銀行主導型的融資制度。國家壟斷信用制度的基本特點是信用集中于國家銀行，間接融資必須在融資制度中占主導地位。我國的現實情況是，一方面由于資本市場不發達，居民的消費剩余存入銀行，使國有銀行成為主要的金融中介，間接融資制度進一步強化；另一方面，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政府為維持其投資主體的壟斷地位，只能求助于銀行。在通貨膨脹率、國家投資高成本的情況下，必然造成銀行的軟資產與硬負債的高結構性風險，必然使企業的經營風險直接或間接轉嫁于銀行，使銀行成為經濟風險的焦點。
銀企關系 在國家壟斷信用制度與銀行主導型的融資制度下，我國存在著銀企之間的巨額債權債務鏈。人民銀行總行初步統計表明，到1994年底這一數額已上升為10000億元，整個國有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率約為30％，相當于國有銀行總本金的4倍多，其中大部分為國有企業所拖欠。1999年年底國有企業出現的整體凈虧損直到目前仍不斷上升，僅2000年上半年就虧損了674億元，可見銀企債務危機正處于惡化之中。但通過中央銀行貨幣的超量發行和國有銀行擴大負債來維持金融系統的清償能力總有限度，金融系統對企業債權的“軟資產”和對居民儲蓄的“硬負債”極不對稱的趨勢如不能得以有效遏止，則不能否定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突然崩潰導致社會動蕩和經濟陷入嚴重衰退的可能性。這可以用經濟學家費雪等人的債務—通貨緊縮的金融危機理論加以解釋。費雪等人認為，一些外生事件引起了經濟的擴張過程，因為這些外生事件為經濟的關鍵部門提供了新的盈利機會，引起這些部門投資增加，使產量、物價和利潤水平上升。物價和利潤水平上升，即鼓勵更多的投資，也誘發了為獲得資本利得而進行的投機。這個過程主要是通過債務融資的途徑，其中最重要的途徑是銀行貸款，使存款和貨幣供給增加，促使價格水平進一步上升。這一切使人們對經濟勢頭保持樂觀，從而會提高貨幣的流通速度，使經濟以更快的速度擴張。物價水平上升也使未清償債務的實際價值降低，進一步鼓勵了借貸活動。這一過程將持續到“過度負債”狀況，即沒有足夠的流動資產來清償到期債務的狀態，從而引起一個連鎖的債務一通貨緊縮過程。我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財務杠桿比率高，并且效益不佳，使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的比例很高，銀行體系比較脆弱，因此存在發生債務—通貨緊縮過程的可能性。
金融市場體制 中國目前金融市場不規范。從貨幣市場看，存在著一定規模的短期游資，據劉光弟先生估計其規模約為3000億元，這筆游資和一些金融機構非法拆除的更大規模的資金一起曾嚴重地沖擊了股票市場。從資本市場來看，國債市場曾爆發了最終導致閉市的“327國債風波”；股票市場的過度投機更明顯。股票市場中資產的劇增和高額回報游資的迅猛流動一起所導致的金融風險可能因股市泡沫的最終破裂、拆借市場的無法出清和某一金融機構非法操作后巨大虧損無法彌補等形式而突然爆發。
正是由于轉軌型經濟體制的種種偏差導致我國目前的財政金融形勢已不是一般的金融風險問題，而是潛伏著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正如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目前的財政風險（他們認為金融風險屬于財政風險的范疇），包括銀行不良資產問題、養老金債務問題、對外債務問題、政府債務問題、國有企業虧損及其資本金補助問題、中小金融機構破產倒閉問題以及對科學、教育、環保增長比率的承諾問題。①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金融風險的產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西方銀行稱作為“流動性短缺”的問題，而是有著深層次的歷史原因與體制原因。中國的潛在金融風險已不是單純的金融問題，而是財政與金融問題相互滲透、相互影響而引發的聯動性財政金融風險與危機。因此，我們不能片面地僅從金融的角度尋求防范金融風險的對策，而應該聯系財政因素進行綜合考察，探明導致我國潛在財政金融危機的成團，才能尋求根治的良策。
三、防范中國金融風險的財政基本思路
（一）體制選擇：構建雙元財政體制模式
雙元財政體制模式是指公共財政與國有資產財政既相對獨立，又相對統一的財政體制模式。
相對獨立而統一的公開財政和國有資產財政共同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雙元財政體制模式：公共財政使我國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彌補市場失效，確保市場有效運行；國有資產財政使我國政府作為資產所有者直接進入市場，開展盈利活動，以保證國有經濟（國有企業與國有商業銀行）在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
反之，如果繼續把公共財政與國有資產財政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收支混淆于財政單一體中，其結果將非盈利性的財政行為介入市場活動，盈利性的財政行為介入非市場活動，①從而造成財政“越位”與“缺位”并存，擾亂了各種經濟關系與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誘發財政金融風險和危機。因此，優化財政金融風險的關鍵是構建雙元財政體制模式。從我國現行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來看，目前是財政部管資產、經貿委管企業、人事部管干部，這種多頭管理有一定的弊端。
對此，中央決定成立中央企業工委，由中央企業工委監管國有資產。無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與管理形式如何變化，國有資產的投資與風險總是與國家財政息息相關。因此，我們應該按照國家所有，分級管理，授權經營，分工監督的原則，建立國有資產管理、監督、營運體系，使國有企業經營者既要享有經營利益，又要承擔管理責任和經營風險，以割斷國有企業風險向財政轉嫁的傳導機制。
（二）政策選擇：實施積極穩健的財政政策
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正在經歷著歷史性的轉折。近幾年來，尤其是在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之后，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回落，幾十年供給不足和需求過旺轉向了供給過剩和需求不足，經濟運行進入了低谷時期。這種通貨緊縮狀況進一步加重了銀行與企業之間債務關系的惡化，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積聚。為此，我國政府采取了擴大內需的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內容是增加財政支出，拉動經濟持續增長。
西方財政理論認為，當經濟運行處于偏冷的時期，一般可以采取較寬松的擴張型財政政策，如減稅、增加支出、擴大國債數量和加大財政赤字等手段，以此來增強企業和個人的可
① 袁星侯：《財政風險：成因及對策》，《四川財政》1998第6期。用現金；同時通過增加政府投資、公共消費和出口補貼的支出政策，使這些財政支出產生乘數效應，數倍地擴大社會總需求，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那么，在我國目前的經濟情況下，促進經濟增長是否也應該選擇減稅政策呢？對此，學術界有不同觀點： （1）實施減稅政策；（2）不能實施減稅政策；（3）實施稅負結構調整，局部征稅與局部減稅的政策。
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現狀，筆者贊同實施稅負結構調整與保持適度赤字的積極穩健的財政政策：
（1）總體稅負相對穩定，合理調整稅負結構。一方面，總體稅負應該相對穩定。首先從理論上講，如果從直接減少財政赤字，化解財政金融風險的政策目標出發，應該選擇增稅政策；但從直接擴大社會需求，啟動消費的政策目標出發，又應該選擇減稅政策。這兩種政策目標的沖突使我們陷入了兩難境地。
其次，從實際來看，雖然我國目前稅負總水平偏低（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為10％左右），但我國除稅收外還有大量的基金和收費項目存在，這部分收入估計古GDP的10％以上，所以納稅人的總體負擔水平并不輕于一般發展中國家，如果再進一步提高稅負水平，勢必進入“拉費曲線”禁區，導致經濟進一步萎縮、稅收進一步減少。
因此，在現有經濟條件下，不存在增稅的空間。同時，我國目前財政收支矛盾尖銳，財政赤字年年居高不下，如果實施降低稅負總水平的政策，又將進一步激化財政收支矛盾，加劇財政風險。因此，目前也不存在減稅的空間。為此，我們只能選擇總體稅負相對穩定的政策。在保持現有稅負水平的條件下，通過加快費改稅的步伐，加強稅收征管，促進經濟發展等措施相對增加稅收收入。另一方面，實行有增有減的稅負結構調整。通過開征遺產稅及贈與稅、社會保障稅等增加稅收收入；同時通過實行特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局部減輕稅負，進而調整稅負結構，優化稅收政策。
（2）實施適度國債與適度赤字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適度增發國債與適度財政赤字（國際警戒線內）的前提下，擴大財政支出，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支出效益，促進經濟增長，防范與化解財政金融風險與危機。
參考文獻：
[1]趙征。論振興財政與金融深化[J].財金貿易，1998，（2）。
[2]李崇準等編著。西方貨幣銀行學[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2。
財政與金融論文四
對于未來 中國 經濟 的改革和 發展 來說，國債市場將長期成為重要的議題。這是因為，上世紀末以來，需求不足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常態，所以，努力擴大內需已經成為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戰略方針。剛剛結束的黨的十六大進一步重申了這一戰略方針。貫徹落實這一戰略方針，財政赤字，以及相應的國債規模的擴大和種類的增加，都將是題中應有之義。因此，深入 研究 國債 問題 ，應當成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的重點之一。
由于國債兼有財政和金融的雙重功能，圍繞它的研究一向就集中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方面。本文將在這一背景下展開討論，重點則在于分析國債的規模問題。
一、從美國國債規模縮減談起
關注國債市場運行及其 理論 研究動態的人們一定會注意到，1997年以來，在全球金融界，掀起了一波新的關于國債問題的熱烈討論。討論的因由來自美國：這個實行赤字財政政策時間最長，國債未清償額規模最大的國家，預算開始出現盈余。1998年和1999年，美國財政盈余分別為690億美元和1230億美元，由此，美國財政部開始在市場上凈額清償國債，致使國債余額下降，進而導致其占國民經濟和資本市場的份額不斷下降。統計顯示：公眾持有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已從 1994年的50%降至1999年的40%，而且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在資本市場上，國債發行所占的市場份額已從1995年的38%降至2001年的14%，同期，其余額所占份額也從33%降至16%，并且首次落在抵押貸款債券和公司債券之后，在全部債券中名列第三。
赤字的消除和赤字國債的發行額及國債余額的下降，固然使美國的國民經濟和全體國民受益，但是，它也給財政證券的管理，特別是給金融市場的運行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帶來了新的課題。問題的焦點是：在預算持續出現盈余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協調?這個問題當然涉及很多方面，但其中最迫切需要研究的是國債的凈額清償對金融體系的 影響 。人們普遍注意到，財政部在市場上清償國債，已經在金融市場上造成了嚴重的流動性不足。這是因為，國債已成為所有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儲備資產(所謂“二級準備”)的主要構成部分，同時也成為中央銀行調控基礎貨幣(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所要買賣的主要資產。所以，該資產的迅速減少，幾乎使所有的金融機構均感到流動性不足，同時也使得中央銀行感到缺乏有效的手段來展開公開市場操作。
眾所周知，美國財政證券具有信譽高、流動性強和可減免所得稅等多種優勢，它不僅是投資者的理想選擇，也是其他固定收益證券的基準價格。規模龐大且交投活躍的回購市場和期貨市場，更為投資者進行套期交易、規避風險提供了便利。財政證券余額的下降、發行規模及發行周期的變化，將對其流動性、交易活動和競標差價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從而削弱財政證券基準價格的功能。在新的情況下，如何保障財政證券市場實現其三大目標，即，始終保持充足的現金余額、降低納稅人的融資成本，以及提高資本市場的效率，以維護其基準價格的地位，成為財政證券管理面臨的新問題。
為了減少財政證券余額下降對其金融功能的影響，美國財政部在債券管理上做了若干新的嘗試和努力。(1)降低發行規模，維持國庫券定期發行的周期不變。1996年，國庫券每周的發行規模平均為200億美元，1998年降至140億美元，降幅為28%，1999年后又有升降。(2)將定期發行有息證券的次數從每年39次減少至26次。為此，財政部取消了3年期和30年期國債，將5年期國債從按月發行改為季度發行。這種調整，為財政部繼續發行大量的、流通性強的基準定價證券奠定了基礎。
然而，僅憑簡單的規模調整并不能滿足新形勢下國債管理的需求。為維持不同期限債券的規模，美國財政部進一步啟動了三種新的債券管理工具：(1)在一級市場上重新拍賣(reopening)已發行的債券品種，以增加此種國債的余額，提高其流動性。根據原有發行貼現規則(OID)，只有當發行價格跌破一定幅度后，才可重新拍賣。按照新的規則，財政部有權在債券發行一年內重新拍賣，從而有效地維護基準價格債券的規模和流動性。(2)回購未到期債券。這種回購的優勢在于：可以維持基準價格債券的規模和拍賣的規模;可以靈活地調整債券的期限結構，在不影響現有債券期限的情況下發行期限較長的債券;回購可作為現金管理工具，在一定階段內(如四月份稅收余額大于財政支出時)吸納過量的現金余額。(3)盡管沒有彌補赤字的需要，財政部還是發行了一種為期4周的短期債券，以緩解市場上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幾年來，這種發行進行過多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財政證券基準定價功能不斷減退的同時，美國聯邦機構債券的基準定價的功能卻日趨顯現出來。1998年1月，聯邦國民抵押協會就效仿財政部，開始發行投資組合大、不可提前兌現的“標準價格中期債券”(Benchmark Note Program)。1998年4月，聯邦住宅抵押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參照價中期債券”(Reference Note Program)。緊接著，1999年3月，農戶信貸銀行啟動了“指標長期債券計劃”(Designated Bonds Program)，同年6月，聯邦住宅貸款銀行也推出了自己的“全球債券項目”(Tap Issuance Program &Global Debt Program)。1999年11月，聯邦國民抵押協會和聯邦住宅公司還推出了“短期基準價格債券”(Short-term Benchmark note)。盡管這些機構每次發行的基準價格債券的規模均比財政證券的規模小(約為國債的1/5—1/2)，但是，經過若干年的此盈彼消，情況勢必發生重大變化。1999年，公眾持有的聯邦機構債券余額為1.4萬億美元，國債為3.7萬億美元，后者是前者的2倍多;到了2001年，兩者的`規模分別達到2.2萬億美元和3.0萬億美元，已經相差不多了。預計，到2007年，聯邦機構債券市場規模就可能超過財政證券市場。人們希望，聯邦機構證券將取代國債，成為美國金融市場上其他定期收益證券可參照的基準債券。
從 文獻 上看，因財政部凈額清償國債而導致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的情況，在美國 歷史 上曾出現過若干次。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是一次。當時，由于戰爭結束，生產得到恢復，經濟增長強勁，運用財政赤字手段來籌集戰爭經費的必要性消失，政府預算開始出現盈余。面對此狀，美國政府開始在市場上凈額收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行的國債。當時就曾出現了金融部門流動性不足的現象。應對這一問題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財政部緊急發行了一筆非赤字國債。我們看到，這一次，財政又一次出現盈余，同樣的政府債券凈額清償的現象也開始出現，繼爾，同樣的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又一次出現，而且，財政部采取的補救措施也基本相同。有所不同的是，這一次，政府更多地借助了政府機構債券來填充財政部債券凈額清償留下的空白。如果考慮到這兩類債券均以政府信用為基礎的共同點的話，美國當局這一次采取的對策事實上是乏新可陳的。
從美國的經驗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點認識：(1)國債不只是一個財政問題，甚至不主要是一個財政問題;它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金融問題。(2)在 現代 經濟條件下，無論財政收支平衡狀況如何，發行并保持一定規模的國債市場，是維持金融市場健康運行的必要條件之一。(3)退一步說，如果財政部因種種原因一定要減少國債的發行，金融市場也一定要找到另一種以政府信用為基礎的債券(在美國，即政府機構債券)。我認為，上述第二、三兩點尤其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因為它指出了用政府信用(通過國債和政府機構債券)來支撐金融市場運行的必要性、不可替代性和可能性。
二、國債的財政觀點
從理論文獻上看，對于國債問題，從財政角度和從金融的角度所做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結論，幾乎完全相反。
立足于財政角度展開分析，人們對國債基本上持比較消極的否定態度。普遍認同的看法是：財政運行必須遵循“謹慎財政”原則，即必須追求收支平衡，不到萬不得已，政府不出赤字，當然也就不發行國債。與此相應，一旦財政預算有盈余，政府便 自然 地要凈額清償國債。
不妨將此類觀點稱作關于國債的財政觀點。與此相關的幾個主要觀點如下：(1)政府赤字以及相關聯的發債有排擠效應，因此，發行國債不利于經濟的發展。這種觀點認為，相比政府而言，市場和民間 企業 是更有效率的，它們能夠更好地使用經濟資源。政府通過發債擠占了民間的資金，因此會使整個經濟的效率降低。這是關于國債的一個基本看法。(2)根據“李嘉圖等價”原理，現在的債就意味著未來的稅，二者沒有太大的差別。既然如此，政府就不應當發債。這種觀點認為，債的經濟效果和稅對經濟的效果是一樣的。然而，最近的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表明，“李嘉圖等價”成立所需要的前提條件是非常嚴格的。而這些前提條件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可能完全具備。因此，李嘉圖等價原理并不是經濟的現實，我們不能用它來評判國債的經濟影響。(3)從“代際交換”角度看，這一代人發行債券并安排支出，其實質是提前占用了本應由后人使用的一些經濟資源。對這些經濟資源的使用(而且常常是濫用)，會給后一代人使用資源造成一些缺口;后一代人會因此而承擔沉重的負擔。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說法與李嘉圖等價異曲同工，即，它們都特別強調，這一代人用發行國債方式籌集了資金，就要由下一代人用增加稅收的方式來償還。當然也有不同，這就是，“代際交換”觀點更關注實際可用的經濟資源的消耗問題，其討論的重點在實體經濟層面;而李嘉圖等價則更多考慮的是資金的跨代運作以及帶來的相應問題。(4)從與貨幣政策的關系來看。在理論上，國債的增加容易導致較高的利率，貨幣當局若想降低利率，則須增加貨幣供應，因此，國債的增加將導致貨幣政策擴張，長期來看，則會引起通貨膨脹和較高的名義利率。這種觀點看似有理，卻無實踐的支持。以美國為例，至少在上世紀的肋、90年代，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沒有明確的這種反應。 (5)政府大量發債，會降低私人部門的儲蓄意愿，從而降低全 社會 的儲蓄率，并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這是因為，儲蓄率，以及長期來看由之決定的投資率，究竟還是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簡言之，從財政角度出發，如果確認謹慎原則是健全財政政策的立足點，則對財政赤字以及與之關聯的國債一般持否定態度。從總體來講，雖經多年發展，這種財政觀點依然沒有變化。凱恩斯主義也罷，自由主義也罷，新古典主義也罷，一旦財政出現盈余，都是主張立刻要清償政府債務的。可見，平衡預算，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等等，是財政當局根深蒂固的指導思想，是其必須遵循的最基本原則之一。
當然，在財政界也有其他的看法。比較重要的看法是，認為公債和私債不能等量齊觀。這種看法認定，從國民經濟總體來說，公債是從左口袋掏錢放到右口袋里，而且，發行公債，在整個國家中，并沒有任何人感覺到增加了負擔，相反，倒是很多人感覺到金融財富在增加。而私債就不是這樣。私債雖然并不構成整個國民經濟的負擔(因為，在宏觀層面上算賬，債權和債務是相互抵消的)，但是，對于很多人來說(主要是債務人)，私債一定是凈的負擔，因而一定會改變很多人的行為方式。不過，在財政界，這種觀點并不占主導地位。
三、國債的金融觀點
與此相反，對于國債，金融界一般持比較積極的態度，至少，金融界的人們一般不會去討論國債規模是否過大的問題。
金融界對于政府債券市場的認識，是以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為基礎的。在這里，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和政府債券市場作為核心金融市場的特性，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兩個主要內容。
在金融理論中，“流動性”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在一般意義上，它指的是“資金的可獲得性” (availability)，即金融資產迅速變現而免遭面值損失的能力。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流動性問題對于金融體系的重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強調。因此，保持流動性，成為金融體系健全運行的基本原則之一。
“市場流動性”盡管在原理上與“流動性”相通，但畢竟存在較大差別，如果說流動性著重刻畫的是微觀經濟個體取得資金的便利性的話，那么，市場流動性則側重刻畫的是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態。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解說，市場流動性指的是“市場的參與者能夠迅速進行大量金融交易，并且不會導致資金資產價格發生顯著波動”的情況。仔細體會兩個定義的差別，大致可以這樣認識：市場流動性是全體市場參與者的流動性狀態的綜合反映，它是一個更整體的概念。而市場“流動性”是金融市場微觀結構理論的基礎性概念。刻畫某一市場的流動性狀態，人們通常使用交易規模、交易者數量、交易頻率、價格波動幅度等一系列指標。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清算銀行推薦使用密度(Tightness)、深度(Depth)、彈性(Resiliency)等三個指標來對之進行深入分析。
我認為，相比而言上面的指標中，后三個指標有其更反映本質的優越性。(1)所謂市場密度，指的是交易價格偏離市場中間價格的幅度，它反映的是與市場價格無關的交易成本，通常可以用債券買賣價差(bid—askspread)來刻畫。一般地，債券買賣差價越小，市場密度越高，說明市場競爭越激烈，市場效率越高。反之則相反。度量買賣價差的 方法 有幾種：一是交易商報價的價差(quoted spread)，二是一段時期中交易價差的加權平均(realised spread)，三是實際交易的價差(effective spread)。從效果上看，后一種能夠更為準確地反映價格的實際變化及其發展趨勢。(2)所謂深度，是通過不會影響現行價格的市場交易量來加以反映的。實踐中，人們一般用某一既定時期間做市商(market—maker)交易訂單中的交易量來刻畫，也可以通過債券的過手率(年交易量/未清償量)來反映。一般地，不影響交易價格的交易量越大，說明市場越有深度，市場效率越高。(3)所謂彈性，指的是交易引起的價格波動恢復均衡的速度。從其實際意義看，市場彈性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刻畫的市場深度。通常，人們通過觀察、比較新的債券交易后市場恢復正常狀態(買賣差價、交易量、價格水平)的速度來確定市場的彈性。顯然，市場在新的交易沖擊后回歸其初始狀態的速度越快，該市場的彈性越大，市場效率越高。
一般說來，各種 金融 市場在提供流動性方面，能夠自主地做出一些制度安排。而且，市場流動性存在一個基本特征，就是該市場是可以“自我強化”(self—fulfilling)的。就是說，如果市場參與者預期市場的流動性在可預見的將來繼續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他們就更愿意持有債券，就會更積極地從事交易。相應地，市場的流動性就越高。但是，市場流動性仍然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特征：提高市場流動性的好處是“外溢”的，所有市場參與者和整個 經濟 都能以“搭便車”的方式享受到它所帶來的好處;因而，單個市場參與者缺乏足夠的促進和維持市場流動性的積極性。這就意味著，公共部門(財政部、中央銀行等)在促進市場流動性方面應該發揮積極的主動作用。
上面所說的市場流動性是就金融市場整體而言的。在現實中，一國的金融市場通常由多個子市場構成，而且，市場的運作通常會環繞一個核心市場展開。具體言之，在金融體系中，如果存在這樣的一個市場，該市場的債券存在于所有市場參與者的資產結構中，從而，其充分的流動性有助于提高整個金融市場的效率，這樣的市場就可被稱為核心金融市場(core financial market)。在絕大多數國家，國債市場正是這樣的核心金融市場，因為，國債的規模巨大，發行主體同一(政府)，不同國債的付息時間、期限均較穩定，所以，不同的國債之間的替代性或同質性(homogenous)更強。同時，國債作為一種零風險資產，是其他資產定價的基準(benchmark)和眾多衍生金融資產(例如回購、期貨、期權等)的基礎資產，也是交易者對沖風險的重要工具。
市場流動性對于金融體系的重要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能夠提高市場參與者對金融市場運行效率的信心，二是提高貨幣政策的操作效率。
一個發達的國債市場所以能夠提高金融市場參與者的信心，提高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主要有三個原因：(1)它為投資者們提供了一種無風險(無信用風險)的資產，使之成為銀行、養老基金、保險公司、投資基金、 社會 公眾的主要投資對象。(2)由于國債具有無風險的特征，借助它，市場可以 計算 其他債券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價格。(3)國債是投資者在進行投資組合、減小資產風險時的一種重要資產。
市場流動性的重要性，還可以從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政策條件方面看出來。我們知道，在 現代 市場經濟中，中央銀行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并實施貨幣政策，同時實施金融監管。這兩項功能得以順利履行，均以金融市場具有足夠的流動性為前提條件。既然發達的國債市場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它對于提高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和金融監管效率的涵義就是不言而喻的。
國債市場 發展 對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國債是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最主要對象，是其貫徹實施貨幣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場所。如果國債市場缺乏流動性，央行調節貨幣供應和社會信用總量的能力就會受到限制。我們知道，公開市場操作在國外已有多年 歷史 。就是說，國債一直就同貨幣供應密切聯系在一起。例如在美國，2001年底，聯邦儲備券(我們通常所說的“美鈔”)的發行準備資產的94%以上是政府債券。上世紀90年代以來，情況更有了新的發展。我們看到，在主要市場經濟國家中，傳統的準備金率、再貼現率等貨幣政策工具被逐漸封凍，或者干脆被廢棄不用，公開市場操作逐漸獨占鰲頭。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要想富有效率和彈性，沒有一個規模龐大、密度高、有深度、富于彈性的國債市場是不可想象的。(2)國債市場上形成的利率期限結構，能夠反映利率的長期變化和人們對長期價格變化的預期，從而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準確信息，使得貨幣政策的意圖能夠有效地傳導。(3)國債作為零風險金融資產，既是其他所有金融資產定價的“基準”，也是多種衍生金融資產的基礎，同時還是從事金融交易時對沖風險的主要工具。因此，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而在國債市場上顯示出的政策意圖，將全面 影響 金融市場的運行，并影響市場參與者的行為方式。
此外，一個富于流動性的國債市場，也有助于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這是因為，當民間的金融機構以及非金融機構能夠通過資產形式轉換的方式從金融市場融資時，資產價格就不會過度波動，金融市場至少不會出現結構性失衡，進而，央行作為最終貸款人的壓力無疑會大大減小。
顯然，從金融角度來討論國債市場，我們會得到另外一種看法。這種看法是基于金融市場的核心概念——市場流動性之上的。概括本節的討論，我希望強調兩個要點：(1)因為提高市場流動性是發展金融市場的核心任務，鑒于國債市場構成核心金融市場，所以發展一個規模適當，運作有效的國債市場，是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場的題中應有之義。(2)在中央銀行主要通過購買國債的方式來增加貨幣供應的制度背景下，在各類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將國債當作應付流動性需求的二級準備的條件下，事實上存在一個不斷增加國債而不會引致通貨膨脹的適當的空間。這使得貨幣政策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有了新的 內容 。
四、國債的規模應考慮金融市場的需要
以上我們分別從財政和金融角度討論了國債 問題 ，旨在指出國債在經濟生活中的多方面功能和多樣化影響。
不難看出，對于財政政策來說，國債并非絕對必要;只是在財政出現赤字需要彌補時，當局才會不情愿地使用它。由丁同樣的原因，一旦資財充裕，當局首先就會想到去凈額清償債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對于金融部門來說，情況則相反。在現代信用制度下，國債市場成了金融市場有效運作的基礎設施，打個比方，它是金融市場有效運作的“潤滑劑”。質言之，在貨幣供應只能通過信用渠道發放，而且這種發放必須有無風險、高流動性的金融資產與之對應(所謂貨幣發行準備，其作用是“擔保”貨幣發行的價值)的條件下，貨幣當局將成為國債的穩定需求者。與之對應，在中央銀行主要通過吞吐國債來增減基礎貨幣并調控市場利率的條件下，所有的金融機構均須在其資產中保持一個顯著的國債份額：一方面保證取得無風險收益，另一方面則形成其應對流動性變化的二級準備。不僅如此，就是廣大的非金融 企業 以及普通的居民戶，也都需要在其資產結構中保持一個相當規模的國債投資。因為，作為市場參與者，大多數企業都需要在自己的資產中保持一個無風險的資產來應付越來越大的市場不確定性;作為總體的風險厭惡者，大多數居民需要獲得產生自國債的無風險收益。
這就回到了本文一開始所討論的美國經濟近年來遇到的問題：由于財政部凈額清償國債，美國的金融界日益感覺到市場的流動性不足。事實上，國際金融領域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在我們 中國 也有感覺，當然是在與美國的金融資產相關聯的那些部門中，首先有了這種感覺。舉例來說，最近三年以來，由于美國政府凈額清償國債，我國外匯儲備的“擺布”就出現了新問題。過去，我們的外匯儲備主要“擺布”在以美元定值的債券，主要是美國國債上。現在，由于美國國債的供應已絕對減少，其他替代性的產品又不足，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外匯管理當局，很長時間以來都覺得無所適從。
上面說的是國際的情況。其實，與美國相類似的問題，在中國也已出現。自從貨幣政策的運作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將國債市場納入視野以來，我們就曾多次感受到缺乏有效和大容量國債市場的限制。舉例來說，1994年以及其后幾年中，我國外匯儲備每年以300億美元以上的速度在增長。當時國內物價水平較高，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更給國內帶來了“輸入型”通貨膨脹。那時我們就發現：如果能夠在大量買人外匯的同時，反方向地大量賣出等額的國債，貨幣供應量就不會控制不住，物價上漲就不會那么嚴重。遺憾的是，在我們的中央銀行手中，當時根本就沒有可供用來做這種“對沖”操作的工具和手段。
現在我們又遇到了相反的情況。1997年以來，我國經濟陷入物價持續下跌境地。為了弱化物價下跌的不利影響，我們需要增加貨幣發行。同樣，我們也痛切感覺到，此時，我們的市場上并沒有那么多無風險的國債可供中央銀行去“購買”，以便將貨幣供應擴大。總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債市場的規模太小、品種過于單一，已經嚴重束縛了貨幣政策的操作。我們注意到，中央銀行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不得不采取很多替代性的手段。如允準發行金融債券，甚至用自己的融資債來進行操作，等等。上述種種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金融系統從投資和保持市場流動性的角度提出了對國債的穩定需求時，當國債在 理論 上和實踐中都可以被經濟社會當作一種無風險資產來持有和交易時，對于應否在經濟中保持一個適度的國債規模不予清償問題，對于國債的規模可否脫離開財政赤字籌資而有單獨的政策考慮等問題，均須重新認真 研究 。
既然肯定了國債在現代經濟中不可或缺，為了更完整、更 科學 起見，我們必須回過頭來， 分析 國債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表明，國債的規模(無論是用哪一個指標來衡量)與國民經濟運行的相關程度是不高的。就是說，在現實中，由于國債占GDP的比重很高而導致經濟出現問題的國家有之;但是，由于國債占GDP比重很高導致經濟發展非常迅速且質量很高的國家也有之。相反，國債占GDP比重很低而導致經濟發展良好的國家固然有之;但國債占GDP很低，而經濟狀況不好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很典型的是東南亞危機的例子。在危機發生之前，用各種標準來衡量，亞洲各國的財政狀況都算是較好的，有的國家甚至被IMF夸獎為“財政十分健全”。但是，金融危機還是在那里發生了。這意味著，衡量國債規模的若干指標，諸如負債率、償債率、債務率等等，雖然都有很強的經濟分析意義，但用來指導具體的實踐，其操作性尚待提高。
說到這里，如何管理國債規模，使之適應金融部門的需要的問題， 自然 需要提出。這里的根本問題在于：財政部門的國債規模是與財政赤字相聯系的，而金融部門對國債的需求則是相對穩定且不斷增長的。顯然，要解決這個矛盾，我們必須割開國債發行與財政赤字的僵硬關聯。
在這方面，看一看若干發達國家的經驗，有助于尋找解決的思路。我們注意到，發債在大多數國家是彌補財政赤字的一個手段，這是一個基本的因素。但是，在很多國家，在彌補財政赤字之外，也常常還有其他一些理由也需要發債。
在各國的實踐中，除了彌補財政赤字，至少還有兩個原因需要政府發債：(1)為籌集社會保障資金而發債。例如美國，在相當長時間以來，其發債的收入中就有很大的一塊是為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的。(2)政府的一些兼有財政性、公共性，同時又具有一定的商業性和金融性的事務，也就是那些介于純商業活動和純公共活動之間的活動，不適合直接用財政手段來籌資，常常也是政府發行債務籌資的領域。美國的歷史數據表明，在絕大多數的年份中，政府國債發行的凈額，都是超過了當年的赤字額和當年還本付息額之總和的，而且超過的規模很大。顯然，這個超出的部分，都是為彌補財政赤字之外的目的發行的。
上述經驗對我們很有借鑒意義。我認為，除了彌補財政赤字以外，諸如籌集解決國有企業不良資產的資金、為國有商業銀行籌集資本金、為社會保障體系籌集資金等等，都可以成為我國發行債券的合理且合法的理由和基礎。如果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國債規模對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運行的約束問題，當能獲得有效解決。自然，這樣一來，我們的國債管理體系和國債管理政策就應當重新調整，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就應當建立一種更為密切的協調配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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