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傳統醫學對原發性肺癌的認識與研究進展
導語:綜合治療將是肺癌治療今后的發展方向,而 傳統醫學治療在肺癌中的地位也必將逐步提高,小編來分析傳統醫學對原發性肺癌的認識與研究進展,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病是對多種惡性腫瘤的總稱。早在距今約3500多年的殷周時代,古人對腫瘤就有所認識,殷墟甲骨文上就記有“瘤”的病名。該字由“疒”及“留”組成,說明當時對該病就有“留聚不去”的認識。這是現今發現的中醫記載腫瘤最早的文獻。也就是自從有了文字的起源,就有了關于“瘤”的認識。成書于3200年前的《周禮•滅宮》,已把包括腫瘤在內的腫瘍,歸于專科瘍醫治療。到了2000多年前,我國最早的醫籍《內經》,已記載了不少腫瘤類疾病,如“癥瘕”、“積聚”、“噎膈”、“乳巖”等,其中的《素問•玉機真臟篇》有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的記述,所述癥狀就類似于肺癌的晚期表現。而“癌”字首見于《衛濟寶書》(成書于公元1171年,宋•東軒居士所注),其中提出“癌疾初發,卻無頭緒,只是肉熱痛。過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腫,漸不疼痛,迤邐軟 熟紫赤色,只是不破。宜下大車螯散取之,然后服排膿敗毒托里內補等散。破后用麝香膏貼 之。五積丸散疏風和氣,次服余藥。”該書將“癌”作為了癰疽五發之一,即“癰疽五發,一曰癌……”。繼而在《仁齋直指附遺方論•卷二十二•癌》(成書于南宋,楊士瀛著)中,記載了關于癌的癥狀“癌者,上高下深,巖穴之狀,顆顆累垂,裂如瞽眼,其中帶青,由是簇頭,各露一舌,毒根深藏,穿孔通里,男則多發于腹,女則多發于乳,或項或肩或臂,外證令人昏迷。”對于癌癥,前人往往結合各種疾病的臨床特點進行命名,如“石癭”、“乳巖”、“肝積”等,多從痰、熱、血、毒進行治療。明•張介斌《景岳全書•積聚》中說“凡積聚之治,如經之所云,亦既盡矣。然欲總其要,不過四法,曰攻、曰消、曰散、曰補,四者而已”,更是簡明扼要的指出了中醫對于癌癥的治療方法。[1]
一 肺癌的中醫認識
古代文獻中并無“肺癌”這一專屬病名,其對于肺癌的論述散見于“肺積”、“咳嗽”、 “胸痛”、“咯血”、 “肺痿”等疾病中。歷代典籍對于肺癌的論述與肺癌的臨床表現有相似性,如《黃帝內經•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第四》:“肺脈,……滑甚為息賁上氣。” 《黃帝內經•靈樞•邪氣臟腑病形》說: “肺脈,微急為肺寒熱,怠情,咳唾血,引腰背胸”。《黃帝內經•素問•玉機真藏論》:“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真藏見,十月之內死”,所描述癥狀與肺癌患者出現惡液質、癌性疼痛、腫瘤壓迫產生的胸悶氣喘等癥狀表現一致。《難經•五十六難•論五臟積病》曰:“肺之積名曰息賁,在右脅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灑淅寒熱,喘咳,發肺壅”,提出息賁病名,描述其發病部位在脅下,杯狀大小,時有惡寒發熱,氣喘咳嗽,日久不愈,亦與肺癌的臨床癥狀極其相似。[1]
二 肺癌的病因病機
肺癌屬于中醫中“肺積”、“咯血”、“胸痛”“咳嗽”“息賁”等的范疇。古今中醫醫家對于其病因病機均有自己的認識。《靈樞•口問》指出“……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風雨寒暑,循毫毛而人揍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為風腫汗出,或為消癢,或為寒熱,或為留痹,或為積聚……。”《靈樞•百病始生第六十六》亦指出“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兩者從外感邪氣方面指出了癌癥的病因病機。《難經•二十二難》云“經言脈有是動,有所生病。一脈輒變為二病者,何也?然;經言是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氣,氣為是動;邪在血,血為所生病。氣主煦之血主濡之。氣留而不行者,為氣先病也;血雍而不濡者,為血后病也口故先為是動,后所生病也。”從氣血壅滯的角度指出了癌癥的病因病機。宋•朱丹溪《丹溪心法•痰》提出“凡人身上中下有塊者,多是痰……痰夾淤血,遂成窠囊”從痰的角度論述了腫瘤的發生。清•沈金鰲《沈氏尊生書•雜病源流犀燭•積聚癥瘕痃癖痞源流》“邪積胸中,阻塞氣道,氣不宣通,為痰,為食,為血,皆得與正相搏,邪既勝,正不得而制之,遂結成形而有塊”從邪積胸中,氣機痹阻的角度專門深入討論了肺癌的病因病機,為肺癌的中醫診療提供了寶貴的思路與方法。[1]
張代釗等[2]分為陰虛毒熱、脾肺兩虛、痰濕蘊肺、氣血瘀滯、肺腎兩虛等型。顧振東[3]認為,肺積之癥絕非短期形成,必日久氣滯血瘀,以氣、血、痰交阻而成積。積塊內聚日久,肺脾之氣大傷,氣血津液耗竭,故以氣陰兩虛為該病之根本。劉亞嫻[4]深入研究正虛邪實的發生發展,認為肺癌的發病和許多疾病一樣,取決于正氣和邪氣兩大因素,以正氣而言,包括先天稟賦和氣血陰陽盛衰;就邪而言,具有多因素、綜合性特點,形成氣滯、痰凝、濕聚、毒踞的膠結,成為肺癌病因病機中的主要方面。吳玉生[5]提出“痰癖致病學說”,認為“肺癌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正氣虛損,臟腑功能失調,邪毒侵肺,導致肺氣郁滯,津液失于輸布,津聚為痰,痰凝氣滯,痰癖毒結于肺臟,日久形成積塊。在肺癌的的發病機制中,痰癖既是邪毒侵肺、肺腑功能失調的病理產物,又是導致正氣內虛、肺臟功能失調的致病因素。”徐振曄[6]提出“腎之精氣虧損說”,認為“肺癌的發生發展變化與臟腑功能失調、陰陽失衡、氣虛精虧有十分重要的關系,其中尤以腎之精氣虧損更為重要。肺癌發病在肺,不僅耗傷肺陰肺氣,而且日久必累及于腎,損耗腎之精氣,導致腎之陰陽失調;而腎中精氣是人體生命活動之本,腎中陰陽又為全身陰陽之根本,故腎的精氣虧虛、陰陽失調,必然會導致其他各臟的陰陽失調,從而加重肺癌的發展。如腎陰不足,精氣不能上滋于肺,則致金水兩虧;腎氣虧損,脾失溫煦,攝納無權,可出現腰酸怕冷、動則氣喘等癥。可見,腎中精氣的充盈與否,對于肺癌的發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李建生[7]認為“正氣內虛,臟腑陰陽失調是本病的主要基礎,而諸如煙毒、工業廢氣、礦石粉塵等是形成本病的常見誘因。肺為嬌臟,易受邪毒侵襲,致使肺氣宣降失司。脾為生痰之源,肺為貯痰之器,腎為水臟,為氣之根。脾失運化,水谷精微輸布失常,聚濕生痰,留于肺臟;或飲食不節,水濕痰濁內聚,痰貯肺絡;肺失宣降,痰凝氣滯,導致氣血瘀阻,毒聚邪留,郁結胸中,漸成腫塊。因此肺癌是因虛致實,虛實夾雜,虛以陰虛、氣陰兩虛多見,實以氣滯、血瘀、痰凝、毒聚為主,病位在肺,與脾腎關系密切。肺癌多為本虛標實病。”總的來說,肺癌的發病無外乎正氣虛損和邪毒內積兩方面,是一種全身屬虛、局部屬實的疾病,眾多醫家對其病因病機的認識趨向于把兩者有機結合。
三.肺癌的中醫辨證分型與治療
由于肺癌在中醫中總屬于本虛標實證,其主要病因病機不外乎痰、血、瘀等病理產物和正氣虧虛,所以肺癌的治療總則是扶正祛邪,標本兼治[8]。由于病人自身先天稟賦、臨床分期、病理類型等的不同差異,往往存在著明顯的個體差異,因此采用辨證論治是肺癌的重要治療手段。
由于目前的辨證分型尚未統一,各醫家按照自己的臨床經驗及對疾病的理解來進行辨證治療。如沈丕安[9]以活血化瘀法為主,治療肺癌62例,常用藥物為三棱、獲術、王不留行子、桃仁、丹參、海藻等,顯效4例,有效34例,無效24例,總有效率為61.3%。陳銳深[10]將肺癌辨證為肺郁痰結、肺虛痰熱、痰毒瘀滯、氣陰兩虛四種類型,常用藥物有魚腥草、仙鶴草、貓爪草、天門冬、生半夏、蚤休、浙貝母、山海螺,共治療肺癌95例,其中顯效6例,有效52例,無效22例,總有效率達58%。劉嘉湘[11]辨證選藥用滋陰(南沙參、北沙參、天冬、麥冬、玄參、百合、生地、鱉甲)、益氣(人參、黃芪、黨參、太子參、白術、茯苓等)、溫陽(補骨脂、仙靈脾、肉蓯蓉、菟絲子、鎖陽)等扶正中藥,酌情伍用軟堅解毒類藥(夏枯草、海藻、瓜蔞皮、生南星、生牡蠣、石上柏、石見穿、白花蛇舌草等),治療晚期肺腺癌,治療后1、2、3年及5年生存率分別為60.94%、36.77%、31.86%,臨床癥狀和健康狀況改善,體重增加。孫玉清等[12]運用中醫藥治療中晚期肺癌33例,將33例中晚期肺癌辨證分為陰虛痰熱型、痰瘀蘊結型、脾虛痰濕型、氣陰兩虛型4型,分別以百合固金湯、導痰湯、苓甘五味姜辛湯、生脈散加減治療。并配合中藥癌痛寧散外敷。結果顯示:采用中醫辨證施治配合中藥外敷對改善肺癌患者生活質量和主要癥狀、控制腫瘤的生長、延長生存期有較好療效。劉長華[13]對54例晚期肺癌患者服用中藥寧肺片(主要藥物有牛黃、蟾酥、知母、膽南星、大貝母、半枝蓮、山慈菇、梔子、丹皮、鱉甲、人參、白術等)治療有效率達90.74%,明顯優于西藥對照組36.96%,其存活時間,中藥組2年以上為16.67%,而西藥化療組僅為2.17%。
可以看出,綜合治療將是肺癌治療今后的發展方向,而中醫治療在肺癌中的地位也必將逐步提高,不再拘泥于現在絕大多數時間是對與放療、化療等的減毒增效作用。特別是對于失去手術、放療、化療機會,尤其是由于多種原因不能耐受放、化療的晚期肺癌患者,中醫藥能使多數患者癥狀改善、生存期延長、生存質量提高,有的甚至還可以使癌灶得到控制或縮小。然而中醫藥治療肺癌目前仍存在這諸多的缺點與不足,如辯證分型雖然提高了個體化療效,但是存在著主觀隨意性,用藥方面存在著不規范,由醫師自己掌控等。而且中醫文獻中少量報道關于肺癌3年、5年等的遠期療效,而這正是中醫治療的優勢所在[14]。同時,中醫存在著秘方、絕學等傾向,對于肺癌的治療建立在個人經驗的基礎上,無法進行大面積推廣。應該盡快成立專家委員會,推出肺癌標準辨證指南,同時加大對肺癌中醫科研方面的投入,從而提高中醫治療肺癌的可信度,使中醫治療肺癌獲得更高的療效,更好的為病人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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