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歐國家FDI和就業規模和就業結構關系研究論文
內容提要
本文利用中東歐七個國家1995-2006年的面板數據，研究了這些國家經濟發展中FDI、就業規模和就業結構的關系。研究發現，FDI有利于促進就業結構升級，并不能擴大就業規模，但是FDI對各經濟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就業結構中出現高技能勞動力需求增長，低技能勞動力需求大幅下降的現象。同時在經濟增長中，以工作時數衡量的勞動量的貢獻率為負，而勞動力結構轉變的貢獻率為正。
關鍵詞 中東歐國家 FDI就業規模 就業結構
就業問題幾乎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本文的目的在于利用中東歐國家的數據，通過計量分析和理論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第一，FDI的引進是否會擴大東道國的就業規模?第二，FDI的行業結構如何影響就業規模和就業結構?第三，經濟發展過程中就業技術結構如何變化?第四，如何解決經濟增長、生產率提高和就業增長緩慢的矛盾?
一、中東歐國家FDI、產出和就業的數據描述
(一)經濟增長和就業變動趨勢描述
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之初，中東歐大多數國家都經歷了嚴重的“轉型衰退”。從1995年開始，這些國家開始出現恢復性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恢復到轉型初期的經濟發展水平，1995年到2007年間增長速度均在3-4.5％。這種恢復性增長伴隨著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對就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大部分國家(特別是捷克、匈牙利和波蘭)就業率增長緩慢甚至處于停滯狀態。當然受改革節奏不同的影響，不同國家具體的失業形勢也有很大差異。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亞在1995年之前失業率已經很高，之后有所下降。捷克的失業率從1996年不到5％急速上升至1999年接近10％，這主要是受其滯后的經濟改革和20世紀90年代末金融危機影響所致。波蘭和斯洛伐克的失業率在90年代初已經在較高的水平上，在90年代末更是升至20％，之后有所下降，即便如此，在2005年這兩個國家的失業率水平仍然維持在18％和16％。
與各國疲軟的就業形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1995年開始這些國家的GDP特別是經濟附加值都經歷了大幅增長。對比圖1和圖2，很顯然，就業率的變動軌跡與經濟增長的軌跡并不吻合，就業增長嚴重滯后于經濟增長，毫無疑問，就業問題對于中東歐國家仍然是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二)FDI、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描述
1 三次產業的附加值結構
轉型之后的中東歐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呈現明顯的“去農化”趨勢，無論是產出還是就業(見表1和表2)，農業部門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都非常有限，并且比例呈現下降趨勢，截至2007年，在本文所研究的七個中東歐國家中，農業占經濟總附加值的比重都低于5％。除捷克外，制造業在所有國家中的產出比重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比例也低于25％。與農業和制造業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的比重顯著上升，平均占到經濟總附加值的60％以上。
2 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服務業的發展讓位于工業和農業，因此在經濟轉型時期，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勞動力從農業和工業向服務業流動。服務業就業比重在所有國家都顯著提高，且占比均在60％以上。拉脫維亞服務業就業比重最低，為58.7％。因此，無論從產出結構還是就業結構來看，中東歐國家都已經進入服務業為主導的發展階段。
3 FDI在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分布
從產業分布來看，自1997年以來，各國服務業FDI總體呈上升趨勢(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除外)，其中波蘭和斯洛文尼亞上升速度最快。服務業FDI占各國FDI存量的比重均在40％以上，其中匈牙利比例最高，達到88％。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各國制造業FDI占比呈下降趨勢，但是在經濟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服務業和制造業FDI之和占這些國家吸引FDI總額的比重在80％以上，說明這兩大行業之外的其他部門吸引FDI非常有限。綜合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制造業吸引FDI的比重與制造業在經濟中的產出和就業比重并不是十分吻合。
二、實證分析
在本文的實證研究中，分別用制造業附加值和服務業附加值占社會總附加值的比率變化表示產業結構的變化，而用制造業就業和服務業就業占社會總就業的比率變化表示就業結構的變化。文獻中表述就業的指標通常有兩種，一種是用就業人數統計，另一種則是選擇社會勞動時數。為了準確衡量社會對勞動的需求，本文采用社會勞動小時數作為就業的衡量指標。FDI、就業和附加值的數據均來源于歐洲統計局和EU klems數據庫，所使用的數據為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波蘭、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七個國家1997-2006的面板數據。
(一)FDI總規模與就業規模和就業結構
為考察FDI規模變化對就業規模和就業結構的變化，我們建立模型如下：
zjyit=tntfitt+eit (1)
mjyit=tntfitt+eit (2)
sjyit＝tntfit+eit (3)
mjyblit＝tntfit+eit (4)
sjyblit＝tntfit+eit (5)
其中，下標i表示國家，t表示時期；tf表示社會總的FDI存量；2jy、mjy、sjy分別表示社會總就業規模取對數、制造業就業規模取對數和服務業就業規模取對數；mjyb1、sjyb1分別表示制造業和服務業就業占社會總就業的比重。
面板數據的分析同時包含了截面因素和時間序列因素，所以參數估計值可能同時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面板數據的計量分析一般有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兩種形式。本文利用Hausman檢驗方法對模型進行判定。利用計量軟件stata 10.0對方程(1)到(5)進行實證分析，回歸結果如下：
從回歸結果看，FDI規模的擴大并不能顯著擴大社會總就業規模。從行業看，FDI規模每增加1％，制造業的就業將顯著下降0.053％，而服務業的就業規模顯著上升0.065％。同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FDI規模的擴大能顯著降低制造業的就業比率，并提高服務業的就業比率，兩個部門就業比率與FDI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012和0.035。可見，在中東歐地區，FDI總量的增加與社會總就業規模的擴大兩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是FDI規模的上升的確有利于促使經濟社會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就業結構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制造業吸納就業的能力逐漸下降。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社會就業結構的優化與就業增長的停滯是同時存在的。
(二)FDI行業結構與就業和生產率
為了從行業分布角度分析FDI對就業的影響，我們建立以下模型來進一步區分制造業FDI和服務業FDI對就業結構和就業規模的影響(計量方法同上)：
mjyit＝tnmfit+eit (6)
mjblit=tnmfit+eit (7)
msclit＝tnmfit+eit (8)
sjyit＝tnfit+eit (9)
sjyblit=tnsfit+eit (10)
ssclit=tnsfit+eit (11)
其中：mf、sf分別為制造業和服務業FDI規模；mscl、sscl分別表示制造業和服務業以小時附加值表示的勞動生產率。回歸結果如下：
從回歸結果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首先，就制造業而言，該行業所吸收的FDI對制造業就業規模有顯著負相關關系，該部門FDI每增加1％，就業將下降0.038％。制造業FDI與制造業就業占社會總就業的比重也為顯著負相關關系，每增加1％的制造業FDI，制造業就業占比將下降0.009％。同時，制造業FDI對制造業部門生產率的提高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299，說明FDI的進入對制造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次，服務業FDI與服務業就業規模沒有顯著相關關系。但是，FDI對于該部門的就業比重增長和生產率提高有顯著的拉動作用，系數分別為0.024和0.284。
綜合來看，制造業FDI的流入規模擴大不僅降低了制造業的就業比重，而且以更大幅度降低了制造業的絕對就業數量。服務業FDI的增加雖然提高了服務業的就業占比，但對該部門就業絕對規模的變化沒有顯著影響。兩個部門的共同之處在于，FDI的流入能大幅度提高本部門的勞動生產率。
(三)就業的技術結構變動
從上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1995-2005年間在中東歐五國中，各國的總勞動時間都呈負增長(匈牙利除外)，特別是從2000年到2005年，這種趨勢進一步得到加強，可見，各國勞動力市場都處于萎縮狀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技術勞動力的增長始終為正，特別是在2000-2005年間增長得更快，甚至遠遠高于其附加值的增長。另一方面，幾乎所有國家對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的需求始終為負，需求增長率維持在-2％到-8％。這種變化恰恰反映了這些國家技術結構的變化以及產業結構不斷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變遷。
三、對經濟增長與就業停滯現象的進一步解釋
第一，附加值的高速增長主要受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需求的增長卻跟不上生產率的快速增長。結合表6我們可以發現，附加值的高速增長主要受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這使得這些國家開始了一個高度發展追趕西歐發達國家的過程。然而需求的增長卻跟不上生產率的快速增長，所以就業率和工作時間都出現縮減(最初匈牙利并沒有出現這種現象，但是在2000年到2005年間，匈牙利的工作時間也在縮短)。也就是說，盡管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是由于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使得總體的經濟增長不足以帶動就業的增長，這是造成該地區就業增長為負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存在技術結構不匹配現象，且隨著經濟發展有加劇的趨勢。巨大的生產率增長空間、相比較西歐國家的成本優勢也吸引了大量的FDI和承接外包業務的發展，這些也集中在制造業的高技術部門。盡管高科技部門的生產率提高很快，但是各行業的工資增長速度更快，使得單位勞動成本結構和相對勞動力成本都發生了變化。這意味著中東歐國家的比較成本優勢逐漸轉移到高技術部門。正是中東歐國家大量的技術工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技師支持了這種產業結構的轉型。
第三，就業增長率高的新興行業在就業市場中的權重過低，不足以帶動社會總體就業水平的提高。從表7中我們可以看出，一些新興行業，如電子機械、郵政和通訊服務、金融和商業服務在這五個國家幾乎都經歷了較高的就業增長。然而，這些行業的就業比率比較低(波蘭和匈牙利的電子機械、郵政和通訊行業的就業比率分別是2.3％和5.6％，波蘭和捷克的金融和商業服務行業的就業比率分別是5.5％和9.1％)。所以，盡管經歷了較快的就業增長，這些行業吸納就業的絕對規模卻十分有限。
第四，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總體為負，但勞動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貢獻總體為正。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盡管不同國家的產業結構以及不同產業的重要性是相似的，不同國家的附加值增長率卻不盡相同。表7分析了捷克、匈牙利、波蘭和斯洛文尼亞四個中東歐主要國家各種因素對行業附加值增長率的貢獻度。在增長的會計核算框架下，附加值增長率是所有要素投入變化的加總，比如勞動投入由總勞動工時和勞動結構衡量，勞動和資本貢獻率之外的部分用多要素生產率來衡量。
表7分析了勞動要素投入、工作時數、勞動結構變化以及資本投入對附加值增長率的貢獻度。其中，勞動投入的貢獻度=工作時數的貢獻度+勞動結構貢獻度(勞動結構貢獻度主要指就業朝著具有更高的邊際生產率的行業轉移)，也就是說，勞動投入對經濟附加值的影響可以分解為總的勞動時間量的變化和勞動結構的變化兩個因素。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除了匈牙利外，其他幾個國家的就業增長均為負，因此，我們可以判斷勞動要素的投入對于這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經濟附加值增長率的貢獻都是為負的。捷克和波蘭的確是這種情況，在斯洛文尼亞，就業的增長貢獻為0，只有在匈牙利就業有一個百分點的貢獻。然而不同行業之間又有顯著的差別，大多數情況下，高技術行業的勞動投入的貢獻都是為正的，比如在電子機械、郵電和通訊行業，服務業中的金融和商業服務行業。在匈牙利，勞動投入數量的變化甚至大于勞動力結構變化的效應。但是幾乎對于所有國家，勞動投入量的指標均為負(匈牙利除外)，而勞動結構的貢獻為正。這說明能夠實現就業增長和生產率同時增長的唯一途徑就是推動勞動力結構的轉變，促使勞動力從貢獻率低的部門向勞動貢獻高的部門轉移。
四、結論及對中國的啟示
從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發現：首先，FDI的流入對擴大就業規模并沒有顯著作用，但是卻能夠造成就業結構的改變，即增加服務業就業比重，降低制造業就業比重。其次，就業結構的高級化與擴大就業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第三，就技術結構而言，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少，對高技能就業的需求量日益擴大。從對社會附加值的貢獻來看，高技術行業的勞動投入貢獻也都為正，低技術行業的勞動貢獻大多為負。第四，從全社會整體情況來看，勞動投入量對附加值增長的貢獻為負，而勞動結構的變化卻有為正的貢獻。因此，中東歐國家有必要著眼于就業結構的調整，以適應變化的經濟結構和技術結構的需求，即進行所謂的“結構性創造就業”。
當前我國經濟在發展中同樣遇到了就業增長緩慢甚至停滯的局面。一方面出現“民工荒”、“技工荒”，另一方面還有大批大學生待業。這種就業結構不平衡的壓力日益增加。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必然釋放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綜合這些因素，我們要在經濟發展中重新審視外資對我國經濟的作用，把利用外資與促進本土企業的發展結合起來，充分發揮本土經濟的活力來促進就業。同時，要加強企業調研，加大培養專業技術人員的力度，在長期內，只有通過有效的調整就業結構才能實現經濟效率的提高和全社會就業增長的雙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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